你这莫名其妙的老小子想留下来送死就算了，干嘛还得拽着我一起？

“我和老吴留下来为你掩护”——我啥时候同意了？

我本以为黄班长会拒绝他，但这时候的人性，都经不起考验。黄班长微喘着气，扭头一问：“你真的没问题？”

那看表情，黄班长像是答应了一半。这让我有些慌，那感觉就像是手中攒着的大奖彩票，被人夺走了一般。我想开口说话，来“阻止”他们，但又噎住了喉咙——我的身份是老资格，老资格哪里能在这种时刻怯下胆子，临阵脱逃，丢下战友呢？

“嗯，没毛病！”刘思革点点头，“这不是赶场，不能一块儿散，总要有人最后一个走，但那个人不能是你！”

盯着刘思革，我说不出半句话。

唾手可得的逃生机会，就这样硬生生的被刘思革给搅走，我气得憋红了脸。心里的情绪，难以言表。

胸口微微起伏的黄班长，没有征询我的意见。他犹豫了几秒，就伸手擦额汗，甩枪过肩背。黄班长几步走来，弯腰捏住了十几秒前我准备捏上的绳索。他沿绳匍匐，往崖头摸去。

“千万要快些跟上！”黄班长回头，叮嘱了一句。

接着，他没有半分犹豫，就迅速捏起绳子，“刺溜”一声，消失在了崖头。当我反应回来、发现悬崖边上只剩我和刘思革生死相依时，发现已经没有机会去说拒绝的话了。

这个该死的刘思革！我压抑着心中的怒气，补上了黄班长的防线位置，背对着他。

当时的情况就那样，我没有对大家做任何夸张。走或者留，都是瞬间的事情，没有时间留给你去犹豫，去思考。黄班长不到五秒钟，就顺绳脱崖。

但我这样写，并不是说黄班长是多么的求命心切，又是多么自私，不懂得舍己为人，不具备“革命老班长”精神。事实上，以他的身份，第一位下崖的人就应该是他。但黄班长没那么做。尽管后来的顺序有改变，但我知道，这位指战员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列在了最后一位。

仁至义尽，就是说的他。

我的意思是，当时的情况，你没有时间去权衡，去做选择。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我想活命，别人也想活命。一旦救命的稻草被抛出，每个人都会竭力去抓住，这是本能，经不得怪罪。这跟道德无关，更谈不上谁比谁清高，谁比谁贪生怕死，用尽一切办法、集中一切资源活下去，是世间万物的本能，也是世间万物的使命。

人性会闪耀光辉，但也会求事利己。

黄班长一走，如果越军士兵再次冲锋，那我和刘思革这道脆弱的防线，恐怕轻轻松松就会被攻破。两根绕在树干上的的救命绳桩都绷至了最紧，旗娃还未降下，黄班长刚还上绳。而我之前快要串接而成的绳索，已没有机会去绕树做桩。

防线仅剩两人，两翼都是敌人，我俩都被紧紧“锁”住，抽不出半点儿注意力。而躲在林里窥察的越军士兵，没有发现咱们少了人，他们还稳在原地，没有出击。心脏砰砰砰的猛跳，我在心里头默默数着秒。

结合之前的经验，速滑下一个人，大概要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只要过了一分钟，就该走下一个人了。而旗娃那道绳索，肯定用不了一分钟就能换上另一个。

两侧的越军士兵没有进一步行动，树林里的谈话声、各种细碎的动静接连不断。但我不想去关心他们在干些啥。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视野里，我开始祈祷，待攻的越军士兵再多歇息一阵！只要你们多待他个两三分钟，我们就能说再见了。

从部队复员之后，我偶然读到过一本叫做《墨菲定律》的书。书里的中心思想不外乎两条：

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

如果一件事情有变得很糟的可能，那么不管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变糟。

将这本书结合起自己的经历一起解读，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一边注意着越南追兵们的动静，一边在心头默默数着秒时，防线的左翼位置，却又响起了该死的簌动声！

正文第五十七章：顿悟

紧绷的神经一动，渗满汗的头皮一抽。这一定是坐不住的越南追兵，见劝降不成，便开始主动出击了。

探出头，我看向防线的左翼。果然，十几米外那队蹲守在左翼的的越军士兵，有了动静。树隙乱草间，开始有墨绿色的军装游动。他们鬼鬼祟祟，弯着腰，靠着树，在寻找咱们的影子。

这快眼一探，我就看到林间的三两个影子。其中一个人的脸看得还异常清晰，那是一张稚嫩的脸庞，看起来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难道逼压咱们的，是一群小娃娃？

一个人的视野太窄、太有限，我不确定是否有敌人从其他方向摸了过来。但见敌之后，我立即做出了反应。对着那个稚嫩的娃娃兵，我瞄也没瞄准，就按下扳机，泼出了一排子弹，让弯腰走行的他们低趴下了身子。

管他是小娃娃还是老人家，我可不会有半点儿心软。

泼完子弹，我还在等察敌情时，另一侧的树林一阵“哒哒哒”的急响，还击的子弹连招呼也没打一句，就朝我的区域打来。还击而来的子弹没个准头，全都打在了几米外的树干上，或是穿叶而过，飞到天坑的上空。

我猛的回身，低头躲避在树干后。想必开枪的人并不清楚我的位置，他不过是听到我的枪声，才寻声开枪。这不是好事，子弹不是从背后的刘思革那头飞来，说明除了左翼两翼，还有另一股敌军火力往防线围来。

糟了，糟了，我心头一沉，老子这次是彻底被刘思革连累了！敌人兵分几路，一齐而攻，崖头上就两个人，哪里能抵挡得住？这一次，怕该是真要拉响光荣弹了！

事实上，当黄班长决定速降下崖、逃脱追兵的那一刻，我就想到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前有围攻的越南追兵，这决定了我们无法从容的逃脱。而逃脱的办法，是将性命系在一根绳索上头。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就滑下崖头，这相当于将性命扔掉了一半。

而另一半，则取决于你在绳索上的表现。心理和身体素质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我看来，要在如此高的高度上速降而下，心理素质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如果心脏担惊受怕，恐高惧敌，那还谈何完成速降的动作？

而想要在绳索上安稳不惊的速降，必须要有人为你掩护才行。如果后方没有人掩护，我想谁也没勇气捏上绳索往下速降——越军士兵要是畅通无阻的跑到悬崖边上，自然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你吊下悬崖，一刀斩断绳索后，后果可想而知。

这便决定了，总会有人是最后一个走。而最后走的那个人，必须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因为他极有可能牺牲：

一杆枪敌不过一队越南追兵，他很可能会被围而歼之；也可能好不容易捏住了绳子，速降在半空中时，却被畅通无阻的越军发现蹊跷。绳子一旦被斩断，便是粉身碎骨。

目前悬崖上就剩我和刘思革两个人，至于说我和他究竟谁来抱“必死的决心”，我还没想好，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目前的情况是，几路而来的越军士兵，让两个人没有空去抽签选择，我们两个人都要抱好“必死的决心”，谁都不能丢。

因为，我和刘思革，可能谁都走不了。

那一刻，深深的绝望让我情绪快要失控，后悔与愤怒挤填在我的脑海。吴建国啊吴建国，你为什么放着活命的机会不走，要去管及刘思革这个臭小子？那发善心的坏毛病，难不成传染给你了？

我甚至找不到词语来辱骂自己！

再次压低身躯，我冒着天灵盖随时会被掀掉的风险，侧头偏出树干。那队被我打压住的娃娃兵，这时已经站起身来。绿军装的影子在树隔叶隙间快速的往右侧跑动，不知道他们要做个啥。脑袋猛转，我看向树林里的其他方向，所幸没看见逼近的影子。

为了不让包围过来的越军士兵们发现咱们少了人，我便对着那一队跑动中的娃娃兵连按扳机，十秒的时间就将满满的弹匣打了个光。子弹本身带得不多，我这完全是在“穷大方”。但唯有使出这般狠劲儿，才能打压一下越军士兵的嚣张气焰。

跑动的娃娃兵们想必是被我打中了，只听那头一身惊叫，有人摔了跟头。

一边换弹匣，我一边急身退后几步，几乎和刘思革背靠背。因为其他人已经走掉，两个人只有靠到最近，才能将脆弱防线的视野放至最宽。后头几步就是悬崖峭壁，我俩挤在“半岛”上面，无路可退，“用空间换取时间”的拖延打法，更是使不出来。

我悲观的认为，现在已经不用讲求战术了，该考虑的应该是如何死得体面点儿、如何多拉几个敌兵垫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