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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后的gmd外交努力

国联行政院于1931年10月13日应国民政府施肇基向国联提出的再行开会要求，于是提前一天召开大会。在会上施肇基提出请国联引用非战公约与美国合作，要求日本撤兵。日本则指责中国排斥日货，要求与中国直接谈判，先订大纲协定，然后撤兵。外委会在接到日方照会后，多数反对直接交涉。但此时日本又在国联声言与中国讨论大纲问题，如断然拒绝，则容易失去国际同情，给日本以拒绝撤兵的口实。

10月15日，国联主席白里安召施肇基谈话，询问中国是否愿等到日军撤退时开始与日方交涉，施肇基回答，兵未撤尽及责任问题未讨论以前不能谈判，如撤尽后开谈判，以理事会之参加为条件。白里安谓撤兵并非以交涉成功为条件，中国将来对日提案允否，尽可自由。施肇基将此情况电告外委会，外委会经过讨论后，多数仍主张以先撤兵为最低限度条件。电令施肇基坚持。

同一日，日本向白里安秘密提出五点谈判大纲，即：（一）彼此不事侵略。（二）彼此制止国内敌视行动。（三）日本尊重中国领土之完整。（四）中国确实保护在满州各处居住或经营事业之日侨。（五）在满之中日铁路避免竞争与根据条约之各项路权问题之提议，投票反对（此处似有不通，引用原文如此。）。

10月16日，白里安提议邀请非战公约缔约国召开国联会议，未参加国联的美国列席。该提议以13比1的票数通过。10月17日，外委会经过反复讨论后，作出对日本大纲问题的决议：“我方所取手段除顾全自身利权外，并须（1）不失国际同情。（2）不使日本军阀走向极端。暂时决定六项原则：（一）日本必须在国联监视之下撤兵；（二）中日将来交涉必须在国联照拂之下进行：（三）地点在日内瓦或其他国联所认为适当之地；（四）以后交涉必须在国联公约所定原则之下进行，不得违反下列三要点：（1）尊重中国独立、主权领土完全、行政完整：（2）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3）促进远东和平，不得以武力为实行国策之手段；（五）日本需负此次出兵之责任；（六）日本所有任何提案我方保留修正及另行提案之权。10月19日，外委会通知施肇基向国联提出：日军限10日内撤尽，日军撤退、商计接收办法及实行接收三事，均由中立国人员监视，接收办法以有关交接手续者为限。并告施肇基我方对日方大纲对案五条，及对日本拟提之案的意见。10月22日，国联理事会开会，提出议决草案。大致依9月30日决议案，援引国联公约十一条及非战公约第二条之条文，请日本撤退铁道以外之军队，于下次理事会开会前完成之，请中国政府对于在满日侨，拟定保护生命财产之办法切实施行。国联行政院希望中日两国即行商议接收办法。并请中国政府邀中立国人员随同接收军队视察实行接收事宜，一俟撤兵告竣，中日即开始直接谈判一切悬案（自9月18日以来发生之问题及铁路问题，均包括在内）。由于中国方面的要求在此草案中得到国联支持，外委会电令施肇基接受该草案。10月24日，国联通过决议，限令日军于11月16日前撤兵至铁路区域内，中国重申保侨、中日谈判撤兵及其他事宜。十三国赞成，只日本反对。这看似中国取得了外交胜利，但按照国联盟约十一条，表决须一致通过，所以实际上已成了僵局。10月26日，日本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政府声明》，拒绝撤兵，提出“为了确保在满洲的帝国臣民的安全，首先只有采取措施，消除两国国民的反感和疑惑，并准备与中国政府协商这方面所必要的基本大纲”但大纲第五条改为“尊重条约上所规定的帝国在满洲的权益”。

对此，蒋介石头脑倒还清醒。10月29日，在外委会讨论时蒋介石说道：“日本对于此国联决议坚不接受已甚明显，以后情势实较未决议前更为严重。自国联决议案经行政院会员国除日本外全体一致通过，日本态度非退即进。自日本对华传统政策上看，退步必所不甘，自非更进一步不可。以后情形如何变化，正难预料。本庄宣言所谓头可断，兵不可撤，非故作悲壮，其居心确实如此。”但同时蒋介石对国联仍抱有幻想，说：“吾人处此情状之下，单独对付既有许多顾虑，而一方在国际上已得到一致同情以后，自应信任国联，始终与之合作，而为国联本身设想，倘此事无法解决，以后世界和平一无保证，国联即可不必存在。”会议决定修正中国政府对外宣言，加入下列意思：1.尊重本月24日国联行政院决议；2.决议如失败，即是国际信义破产，国际和平破裂；3.引用华府会议以来各种国际公约尊重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保障和平维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约言；4.日人在东省扰乱事实；5.关于条约问题已由施代表建议仲裁办法；6.引用总理对中日关系之遗训表示我国固有方针。实际上，最后两条已经有了转圜余地。11月2日，蒋介石召见外委会成员戴季陶、李石曾、于右任、吴稚晖，谈政府对日方针：日军未撤尽以前，不与日方作任何接洽，即将来撤兵后如何开议，手续问题亦不拟先表示，另用间接方法催促撤兵。

民国20年即1931年11月4日，日军出动大批部队，向嫩江桥发起进攻。由马占山将军率领的中国守军奋起还击，击退日军多次进攻！日军死伤惨重！

11月9日，外委会电请张学良转令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坚守防地，尽力自卫。蒋介石也分别于11月12日、19日连电马占山，认为马占山的自卫行为“甚属正当”、“为国争光，威声远播，中外钦仰”，并表示催张学良派兵援助。由于日本不断增兵，马占山部队终因弹尽援绝，被迫于19日退出黑龙江。东北的局势日益恶化。

此时，中国在国联的外交也遇到了变故。11月16日，国联行政院第三次开会。但会议召开仅20分钟，就宣布休会，没有对日本侵略进行任何讨论，然后，会议进入非正式交涉。18日，英国外长西门与施肇基谈话，提出四点：（一）向日本庄重声明，中国尊重满洲之条约义务。（二）照会列强及美国，重述第一点。（三）中日间同意指派一铁路专门委员会，主席由国联指派，由中日委员人数相等组织之。其目的在欲达到一满洲铁路营业之协定，防止不良竞争，以力求得一如同一系统之营业协定。（四）在保证第一、第二点并签订第三点后，即实行撤兵。这一明显偏袒日本提议。

11月19日，外委会开会，研究西门四点。蒋介石亦出席会议。经讨论，一致通过六点对案：“（一）中日互向行政院及美国声明尊重国际条约原则。（二）关于条约之任何问题或争执，应提交行政院或中日合组之和解委员会。（三）对于西门所提出之第三点，关于行政院派代表及国联协助之建议，主张接受，惟末段修改为‘以谋共同利益’。（四）对于撤兵问题，应规定完成日期及一定期间内之各种步骤。（五）中立代表协助各地之撤兵接受。（六）中日间一切商议，最好在中立地点。”以上六点明眼人已能看出其中对英国主张的不满。同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个人决心北上，竭尽职责，效命党国。”大会也作出相应决议：“请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同志迅速北上，保烈阳土，收复失地。”

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马君武的两首诗《哀沈阳》：“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这两首诗一发表，张学良作为“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彻底算是被坐实了。

11月21日，上海大学抗日联合会决定再次组织代表团赴南京督促政府出兵，确定请愿目标为：“请大会当场议决，如蒋主席在四全大会所限定之时间内不遵照训令，亲自率兵出发，收复失地，则须予以开除党籍处分。”“请蒋主席当众亲书誓师辞，内容规定：（1）最迟出发日期；（2）声明不收复失地，不回南京；（3）请政府下令张学良即日出兵收复失地，如在三日内尚无出兵表示，则撤职严惩。上述三条如不得圆满答复，则全体齐集四全大会或国府前，不论日夜风雨，决不散队。”

11月26日，上海8000余名学生来到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兑现北上抗日的诺言。他们在国民政府大门隔一条马路的对面，架起一座铜钟，日夜撞击，表示警钟长鸣，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直到27日下午，蒋介石才派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场讲话，但未能使学生满意。蒋介石本人被迫出见。

蒋首先责怪学生“为少数人作工具”，并说：“请愿条件中有不合道理，逾越常轨之点。”学生代表当场理直气壮地说道：“此次请愿，纯为救国，绝非有少数人操纵”，并当众朗读呈文要求条件，要蒋介石表态。蒋介石转而说：“余甚快慰，余必接受诸生要求，站在国民前面牺牲奋斗”，并训令同学回校安心读书。学生代表当即反问蒋介石：“东三省大片国土沦于敌手，几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学生岂能安心？！”蒋介石随即表示：“三日之内作出，不出兵收复失地，杀我蒋某的头，以谢国人。”于是在上海学生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写了手谕：“本主席效忠党国，早具决心。对于诸生请愿，自可接受。”至此，学生以为达到了目的，结束请愿，回到上海。

11月29日，顾维钧、宋子文再电张学良“如日方无理可喻，率队来攻，仍请吾兄当机立断，即以实力防御”。外委会还认为“天津于政治上，军事上关系至巨，倘日人相逼太甚，我方为争持国家人格计，至万不得已时，自应实施正当防卫”。

11月30日，在表态三天后，蒋介石并未动一兵一卒，他在公开发表的演说中表示：“我国民此刻必须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这就是历史上以失败而告终的著名的“送蒋北上”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