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育种一共历时七个月，对我而言，是满怀欣喜地来，却丧魂落魄地回去。

此说法乍一听或许有些夸张，但这期间所经历的种种，其后果足以证明此言恰如其分。

当初决定前往海南之时，父母其实并不十分乐意，可他们终究没有阻拦我。二姐同样不赞成我去，却也未加阻止。

只因他们深知我是一个不甘寂寞、不安于现状之人，他们期望我能出去闯荡一番，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

然而，就是这几个月的时间差，悄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这个由自己选择的轨迹，注定了我自此以后要继续努力奋斗下去，且前方等待着我的，还有更多的磨难。

在回来的途中，我用在海南赚得的补贴费买了二十多双解放鞋，还带了一些椰子等海南特产。

在那个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年代，人们都较为务实。中学的郝主任在这七个月里，给我写了十多封信，信中一直叮嘱我不要放松学习，回来要参加高考。

二姐每次来信皆是讲述家里的喜事，从未提及家里的困难，也不曾要求我带什么东西给她。

当然，我也不可能将在海南的遭遇告知他们，只能把这些深深埋在心底。回来的路线走东线，即广州、上海、南京一线。

返回途中比去时自由了许多，可以单独到其他地方转转、玩玩。我基本上是和田长兵一起走的，如此彼此也能有个照应。

他与我同岁，却极为贪玩。到了广州，他说要去动物园，我们便一同前往；到了上海，他又嚷着要去动物园，我提议去看看二十四层大楼，于是我们便只去了南京路和外滩公园。

来到二十四层大楼那儿一瞧，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并未上到顶层，只是在外面观望了一番。

当时，我们只知上海有个二十四层大楼，是全国最高的楼层，感觉看了便是一种荣耀，可真正见到之后，才发觉也不过如此。

途经南京的时候，我和田长兵在西头甄成芬姑姑家留宿了一宿。为何在此停留一晚呢？只因父亲托她为我买了一块钟山表。

在那个时候，一个生产队里都没几个人有手表，戴手表可是干部和有工作之人的标志，普通老百姓哪能有手表呢？成芬的丈夫姓吴，在南京某企业担任管理层干部。

春节时他到我家拜年，父亲告诉他我入了党，又去海南岛搞水稻制种，便想请他在南京帮忙买块表。

那时买手表需找关系，三十元一块的钟山表，这可是父亲不吃不喝两个月的劳动所得啊。父亲还让迎男姐写信告诉我，让我回来的时候到那儿去，除了拿手表，还要给他们三十斤全国通用粮票，那时候粮票每斤也能值一角五分钱，而且有时候有钱也买不到粮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