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肩吾生于南阳新野，八岁能赋诗，初为晋安王国常侍，后随萧纲迁转，历经多职，封武康县侯。他在梁代文坛早标令誉，备受赞誉。

庾肩吾一生与文学和书法紧密相连。在晋安王府时，他与刘孝威、徐摛诸人号称“高斋学士”，受命抄撰书籍，展现出卓越的文学才华。随着萧纲地位的提升，庾肩吾也不断晋升，先后担任太子中庶子、进度支尚书等重要职务。在文学创作方面，他的作品丰富多样。其诗雕琢辞采，讲究声律，早期多为应制、奉和、侍宴、谢启一类酬应之作，虽有落入俗套之嫌，但其中也不乏清新可喜之作。尤其是那些模山范水的诗句，如“玉梨寒更紫，仙桃秋转红”“月皎疑非夜，林疏似经秋”等，尽显其细腻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表现力。

在书法领域，庾肩吾着有《书品》，叙述书法的源流演变，评论历代书法家的特色。此书挑选了以东汉张芝居首的草、隶书家共128人，按品位分高、中、低三等，每等再分上、中、下三级。这种品评方式独具特色，为后人研究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庾肩吾的一生见证了梁代的兴衰。他在侯景之乱中历经波折，先是奔逃会稽，后又辗转至江陵。在这一过程中，他的诗歌创作也发生了变化，如《乱后行经吴邮亭》一诗，对侯景之乱颇有悲愤之情，展现出他对时代动乱的深刻感悟。

二、文学成就斐然

（一）诗歌创作特色

庾肩吾的诗歌创作在当时独具特色。在声律和格律方面，他极为讲究，使得其诗作音韵和谐，朗朗上口。诗歌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多个题材。

应令奉和诗在他的作品中占据很大比重，这与他出入宫廷三十余年，常年游走于游宴之间的经历密切相关。这类诗虽以歌功颂德和粉饰太平为主，但其中对山水和景物的描写，为诗歌增添了清雅的特质。如在一些应令诗中，他巧妙地运用自然景物，将宫廷的氛围与山水之美相结合，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描写女性的诗属于宫体诗范畴，既有轻艳的成分，对女性容貌、仪态的欣赏，也包含了女性的离愁别绪。个别诗中还体现出对女性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关怀，使这类诗在格调较低的同时，也有了一定的进步意识。

离乱伤怀诗是侯景之乱后的作品，此时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诗中的婉丽风情渐渐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悲慨淋漓，笔触更加老成。这些诗不仅表现出他对亡国之痛的深刻感受，还在个别作品中体现出报国之心，具有深刻的现实感，提升了时代意义。

咏物诗中，庾肩吾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细致入微的景物，用娴熟的笔触记录情感来临的瞬间。虽然这些咏物诗算是单纯咏物，没有寄托远大的意志，但却能让人感受到他老辣的写作技巧。

宣扬佛道和追求隐逸生活的诗，与他的经历和时代息息相关。受父亲影响，他对佛道有着浓厚的兴趣，暮年注重养生，体现出对神仙生活的向往，反映出那个时期部分文人的思想与现实社会的风俗习气。

（二）对后世诗派影响

庾肩吾的应制诗和企慕隐逸诗多以山水描写为主，对唐代山水诗派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在诗歌中对山水的细腻描绘，为后世诗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创作灵感。唐代山水诗派的诗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山水诗的创作，将自然景观与个人情感、人生哲理相结合，创造出了许多不朽的诗篇。

庾肩吾还是继承永明诗歌理论的探索者和实践者。自齐永明中沈约、谢朓、王融等人作诗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到庾肩吾，他与儿子庾信、徐摛、徐陵父子和张长公、鲍至等人，“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把永明声律理论在创作中的运用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为唐代近体诗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唐代近体诗在声律、格律等方面更加严格规范，庾肩吾等人的探索为其奠定了基础。

三、书法成就卓越

庾肩吾的《书品》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对自东汉以来的128位草、隶书家进行了系统的品评。这种将书法家分为三等九级的方式，借鉴了当时的九品中正制，既体现了他对书法艺术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

在书品形式上，庾肩吾借用九品论人法，这一创新之举极大地抬高了书法家的地位。通过对不同等级书法家的品评，他为后人树立了书法艺术的典范和标准。这种品评方式不仅关注书法作品的技艺水平，还注重书法家的个人风格和艺术气质。例如，他将张芝、钟繇、王羲之列为上之上，认为张芝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被称为草圣；钟繇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羲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这种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评价，为后人研究书法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