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少年时期便展现出非凡的聪慧与勇敢。七岁时，他听闻别人讲《左氏春秋》，便深深喜爱上这部史书，不仅能熟练背诵，还能准确讲出其中要义。在那个年纪，许多孩子还在嬉戏玩耍，司马光却已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学习能力和领悟力。

而“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一群孩子在庭院中玩耍，一儿不慎跌入瓮中，其他孩子惊慌失措，纷纷弃去。唯有司马光沉着冷静，迅速搬起石头砸破瓮，使水流出，成功救出了落水的同伴。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司马光在危急时刻的勇敢和机智，以及他超越常人的心理素质和逆向思维能力。此事不仅在当时的东京和洛阳被画成图画广泛流传，也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话。他的勇敢行为得到了众人的赞叹，一位老人激动地称赞他：“自古以来，还没有见过这么小的孩子，就能救人，真是好样的！”司马光少年时期的这些表现，为他日后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步入仕途，直言敢谏

（一）为官清正，不畏权势

司马光步入仕途后，始终坚守原则，为官清正，不畏权势。嘉佑中，内臣麦允言去世，念其以前有军功在身，皇帝特赐其卤簿。司马光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古不以名器假人。允言近习之人，非有大功大勋而赠以一品，给以卤簿，不可以为法。”司马光的直言不讳，体现了他对礼法的尊重和对国家制度的维护。

皇佑三年，太师中书令夏竦去世，仁宗念及旧情，赐谥号“文正”。司马光认为赐谥号国家有严格规定，先由太常礼院根据其功拟定谥，然后由群臣议定，再报请皇帝批准。而仁宗不经过群臣详议，私赐谥号，极为不妥。再者，夏竦生前奢侈无度，聚敛无厌，内不能以道德礼仪管家，外不能以忠君爱国立功，岂能获“文正”谥号。司马光两次上书，直谏仁宗取消所赐谥号。仁宗虽然不爱听，但认为他说得确实有道理，于是，交太常礼院审定后，将谥号由“文正”改为“文庄”。

（二）劝立皇子，稳定朝纲

司马光深知国家稳定的重要性，数次上书宋仁宗确立继承人，以稳定朝纲。宋仁宗没有儿子，许多朝廷重臣曾劝宋仁宗早日选定太子，可是都被宋仁宗拒绝。此时，满朝大臣无不忧虑。几个月后，宋仁宗的病情稍见好转。并州通判司马光三次上书，奏请宋仁宗立太子。御史中丞包拯也进言：“臣请立太子，是为宋朝的天下。我年已七十，而且无子，绝不是为自己今后打算。”宋仁宗很感动。

后来司马光进京，面奏宋仁宗：“臣在并州三次上书，愿陛下果断力行。”宋神宗说：“为立太子的事吧？忠臣之言。”退朝以后，司马光急忙去见韩琦，说：“倘若不及时立太子，他日再想说就晚了。”韩琦拱手说：“敢不尽力！”这时，江州吕诲的上书，也送到韩琦这里。韩琦进宫，把司马光、吕诲的上书读给宋仁宗听。宋仁宗说：“朕有意久了，究竟何人可立为太子？”韩琦连忙答道：“这事非臣等所敢私议，请陛下自择。”宋仁宗说：“过去宫中曾抚养二子，年少的不聪慧，还是立年长的宗室吧！”韩琦听罢，极力赞成。在赵曙入宫一事中，司马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朝廷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三、反对变法，坚持己见

（一）变法分歧的根源

北宋中期，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问题。王安石主张变法以富国强兵，通过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来改变国家的困境。而司马光则认为变法过于激进，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两人在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国家治理方式的不同认知。司马光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主张以伦理纲常为基础，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他认为国家的稳定和秩序是至关重要的，而王安石的变法可能会破坏这种稳定。

（二）反对新法的立场

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尤其是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等。以青苗法为例，王安石本意是在农民青黄不接时，由政府贷款给农民，以缓解农民的困境，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然而，司马光认为这一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存在诸多问题。政府以20%的年利率贷款给农户，虽然看似低于民间高利贷，但在实际操作中，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可能会强制农民借贷，甚至擅自提高利率。这不仅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反而可能使农民陷入更深的困境。

（三）坚持反对的原因

首先，司马光认为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措施过于简单粗暴，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比如青苗法，如果朝廷不下达指标就无法推行，如果下达指标下级官吏就会胡作非为。其次，司马光对王安石用人不当提出质疑。王安石任用吕惠卿等人，这些人在变法过程中成为党争的工具，使得变法偏离了原本的方向。再者，司马光认为开源就是盘剥百姓。他主张节流节省开支，认为北宋的官僚集团庞大且俸禄高，节流才是解决财政问题的关键。最后，司马光在宋辽关系上坚持以和平为主，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可能会引发战争，破坏和平稳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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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着书立说，成就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