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敲定了在河西实行“节度使封建制”后，今天的这场临时御前合议就算结束了。

“节度使封建制”本就不是通过一场会议就能整明白的事儿，今儿敲定的不过是大方向。具体的细则，还得由枢密院和兵部成立一个临时的“节度使条例务”来负责制订。

等《节度使条例》的草案制订完成后，再开御前合议研究审定，再发到各个折冲府去征求意见。赵楷还会亲自给各个现存的世袭土司政权的当家人写信，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事儿和他们也有关系，因为在《节度使条例》颁布之后，他们也必须遵守该条例。

另外，这些世袭土司也可以派出他们的亲族子弟去应募河西六州的刺史、千户、百户、十户等职位这些世袭土司的家族往往非常庞大，也不是每个亲族子弟都能安排好的。

而征求完了各方意见以后，节度使条例还会进行最后一轮修改，然后才会由颁诏执行。

以上这个流程，就是洛阳朝廷最新的立法程序了。

在赵楷的朝廷草创的时候，立法程序比较简单，就是赵楷和重臣们商量一下，再让相应的衙门依照着商量出来的结果去制订就行了。

不过随着洛阳朝廷的统治趋于稳定，宋金战争也进入了相持阶段，赵楷也有时间理顺洛阳朝廷的立法、行政、司法等等的体系和制度了。

除了这个新鲜出炉的《节度使条例》，还有《转运使条例》和《营田使条例》也在制订当中。赵楷把陈记从四川召回，除了宗泽病重无力继续担当右相之外，就是想让他和吕颐浩一起，负责修订《营田使条例》和《转运使条例》的工作。

而《转运使条例》、《营田使条例》和《节度使条例》，则分别对应着北宋帝国的三种不同的治理模式。

其中《转运使条例》是对应的是完全由流官治理的四川和荆湖的部分地区（四川境内还有不少羁縻州），这些地区民众只交税，不服役（雇役还是有的），当然也没有自卫的武力，所以自治的程度也比较低。

不过这些地区的民众却拥有较多的自由，而且赵楷派去这些地方的官员并不会像宣和之难前的宋朝官员那样，过多的参与生产经营——赵楷没可那么多的冗员可用，而且他也知道手底下那些官员根本不懂生产经营。

所以在四川、荆湖等地，《青苗法》和《市易法》都不再实行了。地方官产也大多放租给民间的商人自营，甚至连四川的盐业也直接发包给商人去经营——洛阳朝廷统治的是个内陆国，只要控制住盐井、盐田就可以收到盐税。因此宣和之难前的盐法也不在实行，而是改为发包盐井、盐田，同时控制边关，竞争海盐流入。

至于茶、酒、铁等物资的专卖专营，也都改为了发放特许牌照收取特许税。

不过在宣和之难前始终无法实行的《方田均税法》（也是王安石的新法），却在大宋重开之后，顺利的在四川、荆湖等地推行了！

这部新法的主要内容就是重新丈量土地并根据土质肥瘠分等定税，在宣和之难前，由于豪强地主们的极力反对和清丈土地的难度（实际上还是豪强地主在作梗），所以始终无法执行。

而在赵楷重开大宋天之后，四川、荆湖地方的豪强地主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话语权。而且他们也瞧见了营田四路那些同行是怎么失去土地的，所以都高举双手欢迎朝廷的《方田均税法》——因为一旦清丈完毕，定下税率，他们对土地的占有也就得到了“新朝”的承认。

在四川、荆湖的部分地区推行《方田均税法》的同时，这些地区的丁税、免役钱，也被一并摊入了田税，而且官员的免税优惠也一并取消（勋田、职田例外）

也就是所谓的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这事儿其实也没多难，比这狠得多的圈地都干了，这算什么？之所以宣和之难前的宋朝做不到，是因为当时的宋朝是和士大夫共天下，对士大夫非常不利的政策，当然实行不了了。

而如今的洛阳朝廷是和府兵武士共天下，整文士大夫那是一点难度都没有的！

而在实行了摊丁入亩之后，四川、荆湖等地的百姓就获得了“自由迁徙之权”想去哪儿都行，不需要路凭，官府也不多管，也不怕他们变成流民造反。

总之，依据《转运使条例》进行治理的地区，就是“无封建、有自由”的地区。不过老百姓上升的通道（指做官）比较窄，除了名额很少的科举，就是考伎术科，成为一个小官吏，然后慢慢上升。

而在依据《营田使条例》进行治理营田四路，则是“半封建、半集权”的。因为这些地区的乡村土地，几乎都被手握刀把子的府兵户占有经济基础有了，刀把子也有了，其他的就不言而喻了！

不过营田四路的封建缺乏层次，没有层层分封，也不存在大封建主，只存在府兵和勋臣，但是勋臣们占有的土地也不多，不可能变成大封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