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荆湖路总管司的驻地是鄂州的江夏县，这地方就是后来的武汉市武昌区的位置，位于长江岸边，还正对着汉水的入江之口。而现在南北两宋在荆湖路的分界线就是滔滔东流的长江了！

也就是说，江夏县对面的汉水全流域，都是北宋的地盘。而汉水又是北宋的一条经济生命线！

不仅荆湖地区的粮食要通过汉水北运，连产自四川的稻米、丝绸、铁料、食盐等物资，也得走“川江——荆江——汉水”北运。而江夏恰好就位于这条北宋经济生命线的枢纽位置上。

也就是说，只要赵桓有足够的贼胆，他就能命令布署在江夏的水军切断北宋的经济生命线。但是赵桓天生胆小，不敢那么干。

再说了，赵楷的北宋其实不太依赖商品经济提供军费如果需要攻打的目标是赵桓的南宋，整个北宋的封建地主兵都很乐意不要军饷并且自备军粮的。

所以江夏这里的武备虽然一直在增强，但是战争却始终没有爆发。

而在战争没有爆发的同时，江夏的经济却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这座位于后世九省通衢位置上的城市，因为“川江——荆江——汉水”生命线和南北互市的原因，在短短的七八年间就发展成了两宋之间的贸易中心。

而且，江夏还一跃成为了仅次于金陵和扬州的南宋第三大商业中心城市，其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泉州、广州、明州这样的国际贸易中心！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赵楷实行的“川湖养北兵”的政策，不知怎么就被南宋和四川的奸商给利用了。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因为川江运输的成本其实很高，用来运送丝绸、铁料、食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用来运粮就亏了。

而四川路转运使司每年又有很重的稻米运输任务，这些运输任务，又不是通过徭役的形式摊派的，而是用了雇役法，发包给了纲商。

无商不奸啊，纲商当然也是奸的！

既然是奸商，当然不会傻呵呵的运米出四川，当时四川的工商业比较发达，人口密集，耕地其实也不是很多，所以粮价不便宜。真要运粮出川，非得亏傻了不可。

于是这帮奸商干脆就把纲粮在四川卖掉，然后换成生铁，利用纲商的免税额度和通关便利（四川漕司不会给纲商运费，而是以免税运输其它货物的额度抵运费），把生铁运去江夏高价出售，再从江夏购入比较便宜的粮食运往襄阳。

当时的江夏因为靠近宋朝的主要铜产区，所以铁价高昂——宋朝的矿工们已经掌握了胆水浸铜法和胆土淋铜法，也就是用铁从铜盐里置换铜的技术。

用这种方法每生产一斤铜，大约需要消耗两斤多铁！

而南宋境内铜矿虽然很多，但是铁矿却不大多，生铁产量不高，应付军需当然是足够的，但没有办法敞开了炼铜。幸好赵楷那边也没有想到要对南宋搞铁禁，所以南宋开铜矿的奸商就在江夏向北宋四川的奸商高价买铁再拉回去炼铜。

而四川的奸商则用卖铁所得到的钱买米运往襄阳，又在襄阳买了驴子和羊到江夏发卖（南宋的牲口价格也贵啊），再赚上一笔。最后再采购一些江南或海外运来的物品拉回四川去贩卖。

这么一圈下来，想不发财都难啊！

而发财之后的四川奸商，又在江夏城这里置产安家，同时也把赚来的钱投在了江夏！

没错，这帮奸商不投资四川，也不去江夏对岸的北宋汉阳商市投资，而是选择了南宋的江夏进行投资至于原因嘛，当然就是赵楷没收士大夫土地的劣迹实在太吓人了，能离他远一点都是好的。

而北宋荆湖路的商人，当然也和四川商人一样，比较喜欢在江夏安家了。

由于四川、荆湖北路有钱人的大量迁入，江夏县城在三年前不得不进行了一轮大规模的扩建，现在江夏县城光是占地，都已经超过金陵老城（原南唐首都）不少了。

城内的市面更是繁荣到了极盛，房屋已经盖得满满当当，大街小巷之中，鳞次栉比的都是商铺，熙熙攘攘的全是行人客商。

城外的长长的江夏关码头上，更是估舶成群、舳舻相连。站在长江对岸的汉阳向江夏这边一看，就知道江夏之富了。

但是站在泊在汉阳码头边，一条等着开船的客舟上的大宋莘王赵植，现在所看到的，并不仅仅是江夏之富还有南宋水军之强和江夏城防之坚！

在长江对岸，江夏关码头的南面，就是一道长达十六里的城墙，城墙并不高大，但是上面架设了许多火炮。由于这道城墙距离长江北岸超过了两里，所以架在江北的火炮很难命中江夏关长墙。

而架在长墙上的大炮，却可以把长江和汉水入江口基本封锁。

除了这些火炮，在江夏关码头的东侧，江面更宽阔一些的地方，还有一处军港，用几十艘抹了泥浆的木船连在一起，扎出了个水寨。水寨之内，泊满了大大小小的战船！

gu903();其中就有十余艘龟壳炮船，战船的铁甲擦得锃亮，反射着阳光，发出慑人的光芒，仿佛在告诫江北的对手——我们南宋虽然很富，但我们并不弱，我们超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