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宋洪武九年的初夏时节，儒家的圣城曲阜，终于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

来自大宋各地的二百多名大儒名士（其中一百余人来自吴国境内），已经汇聚到了这座小小的县城当中，准备参加一场儒家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第一次儒门大会！

有第一次，当然就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直到第n次。

不论这第一次儒门大会到底可以会出什么结果，单说这场会议本身，就可以说是新儒学的开始了！

没错，这就是新儒学的开始！

当来自大宋各地的二百多公认的儒门精英，不远千里万里，汇集到儒家圣城，来参加一场关系到儒家前途命运的大会，来讨论一些重大问题，这事儿本身就意味着儒家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因为这样的会议得以召开，就等于说儒家从现在开始，有了自己的组织。

这个儒门大会本身就是一个组织，虽然是个松散的组织，但却比没有组织要强得多。

现在的天主教、天方教、佛教、道教都是有组织的，天主教有教会。天方教现在还有哈里发，也有各种教法学家会议。佛教、道教则有这个宗那个宗的。

而儒家就没有这样的组织，因而只能完全依附于朝廷。

所以儒家一旦离开朝廷的庇护，就会变得非常虚弱，根本无法和天主教、天方教、佛教这样的教派斗争。

另外，这些所有的教派，都有面向大众的基层组织——各种教堂、天方寺、庙宇、道观。

所以他们可以通过这些基层组织给底层的劳苦大众洗脑或者叫教化。

而儒家有什么？

天天嚷嚷要教化，可实际上呢？上哪儿去教化？书院？学堂？可这些只是为少数人提供服务的。

而宋朝绝大部分的人是不识字儿的，所以肯定没上过学，也就没被儒家的教化过。

因此儒家的所谓教化，其实就是针对中上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

而被宋朝以后的儒家教化出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又不能打想想都叫人着急啊！

所以召开第一次儒门大会，是完全必要的！

赵楷作为这次儒门大会的召集人，在洪武九年四月初一的时候，就已经抵达了曲阜，不过并没有进入小小的曲阜县城，而是驻跸在曲阜县城外的“孔氏阙里堡坞”。

后世的曲阜县城是明朝建造的，把衍圣公府、孔庙、孔林都圈进去了，在宋朝时这些都在城外。因为公府、孔庙、孔林这些个紧要之地都在城外，所以为了防贼防盗，就修建了高大的外墙。

到了赵构的伪宋统治时期，曲阜一带的局势更加混乱，为了防止乱兵盗匪来孔林倒斗，留在曲阜主持孔府家事的孔璠还在取得了完颜燕的批准后，在孔府、孔庙、孔林之外开挖了壕沟，还修了一圈木栅栏，把这孔府、孔庙、孔林圈在了一起，形成了孔氏阙里堡坞。

赵楷本人以及随行的妃子、大臣、男女班直等人，现在就住进了占地颇大，拥有数百间房屋的衍圣公府当中。

而第一次儒门大会的会址，则选在衍圣公府西面的孔庙之中。

洪武九年四月初四一天色未明的时候，二百一十八名来自大宋各地的儒门精英，以及他们的二三百名弟子，就沐浴更衣完毕，在数百名提着灯笼的孔、颜、孟、曾四姓族人引领下，步行离开了曲阜县城，往孔氏阙里堡坞内的孔庙而来了。

当他们进入孔庙的时候，天色已经放亮。

在孔庙大成殿外的广场上，这个时候已经摆出了二百多张矮脚案几和数百个蒲团。每张案几上都有名牌。负责引路的孔、颜、孟、曾四姓族人，将每个前来参加大会的儒者和他们的弟子引领到相应的位次之后，就转身离去，退出了大成殿广场。

广场当中，就只剩下四五百名心思沉沉的儒者（218个儒门精英以及他们的弟子），这些人就算反应再迟钝，也已经隐约感觉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而这个时代对于他们这些被圈养的“圈中犬儒”来说，那真是既陌生，又危险，简直让人不知所措啊！

“官家驾到！”随着宣诏官的大嗓门儿响起，这群心思沉沉的儒者都在各自的座次上站好，恭敬的山呼万岁而拜。接着就听见一阵脚步声响和一个颇为洪亮的声音：“平身，平身！”

大家都直起身子，偷眼朝上瞧。就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虬髯壮汉，布衣角巾，足登方履，腰悬长剑，快步从大成殿而出——这打扮就和大成殿里面供着的吴道子所画孔子像上的孔夫子差不多！

而和这虬髯壮汉一块儿从大成殿中出来的，还有另外八个一样打扮的中年儒者。其中就是南下迎接东南七路儒者的胡寅胡翰林

很显然，这位虬髯壮汉就是当今大宋官家，提出“三问”并发起这次儒门大会的赵楷了。

赵楷在一张摆在大成殿屋檐下的矮脚案几前站好，另外八个中年儒者则在他的左右站立，每人跟前也是一张矮脚案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