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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及以后，士子特别是贤良文学多厌恶道家，一大根源在于道生法。循天道办事，必在人间立法。道家难免转变为法家。天道远而人道近，何苦舍近求远呢？当然，更关键是没有谁能保证自己掌握了天道，当世之人还无法验证天道。

这种一个人的天道，最终也难免党同伐异。

然而，这不是天道的问题，是当世之人不张我演绎与归纳两大求证天道工具的问题。

在先秦之时，法家上台，何以百姓苦不堪言。其根源在于，法家的法与道家的道不是同一个东西。法家的法是一个人的道，往往也随一个人的生平而波动。

天道无穷，一个人的道如何能认作天道。这也是所有法家治国，最终难免皇族、君臣内乱收场。以一人之法夺千万人之道，怎么会不失败呢？

贤良文学往后前年正式借用前秦的法家污蔑了“法”这个概念，并混淆法家的法与道生法的法，从而导致天道无法，天道不昌。

历史从周朝的青铜走向秦的黑铁花费800年，而正式由于贤良文学的干扰，导致冶铁从汉朝截止大明一直是历朝最强工艺。历时已近两千余年。

贤良文学无疑是成功的，从减缓天道的发展速度来减轻统治的难度，又通过治乱循环来清理一大批不适合管理的人，从而使自己永不落伍。

哪怕是朱子提出理学，修补了贤良文学中道的缺失。但朱子本人在南宋都不得重用，早早就被束之高阁，其理论怎么可能会得道大范围应用。只敬仰朱子之学却不敬仰朱子本人，甚至朱子的亲传弟子也鲜有长期入政为官的。所以，南宋的行为，有几分符合朱子之理呢？学南宋是学不来朱子的，只会学成朱子所批判的反面教材。

宋灭之后，元朝祸患江南，搜山检海，正义之士十不存一。到太祖披荆斩棘再造华夏时，天下能识字的读书人都是极少的。何况能正确理解理学的呢？

于是乎，又有人以人道替换天道，理学则沦为人理之学，格物不涉及天道，则格物不过是一句虚言。理学再一次被贤良文学派掌握，朱子之理则孔孟之儒再次被鸠占鹊巢，指鹿为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