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56章。

严冬时节，人们就会做热乎的食品。小时候一到冬天，经常吃母亲做“煮尜（gá）尜”，它是一道粗粮细作的面食。取玉米面，按一定比例兑上白面粉，搁在盆里用开水烫面，然后摔成方块，再用刀切成薄片，拍瓷实后表面修理光滑，切成像“色子”样的四方块，撒上薄面放盆里来回摇。摇好后下开水锅里煮熟捞出，不过水趁热拌上韭菜、芝麻酱等调料，趁热吃。吃上香喷喷、热乎乎的“煮尜尜”，寒冷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快到年根底下，母亲还会做一大盆炒豆酱，晾凉了放院里盖严，放在低温处储存，这是春节里常吃的一道美味。

那时候，冬天还有不少推车挑担串胡同卖零食的。我最爱吃常二伯卖的芸豆饼，这是用白搌布包上煮烂的芸豆而按成的饼，芸豆饼散发着清香，特别好吃。邻居赵铁哥的排子车上，有一个火炉，炉上有口大铁锅，锅底放着沾满蜜汁的白薯，软烂、香甜、入口就化，且冒着热气，非常受孩子们的欢迎。

除了吃，冬季里的冬衣也非常重要。旧时，家家都要做被、衣和鞋，穿上自己家做的衣既松软，又暖和。那时，制作衣的技术，都是母亲手把手教给女儿。其实，家里的女孩见多了母亲做衣被，自己差不多就会了。

我们家当年还自己做鞋。每年冬季来临时，大、中、小号的半成品鞋在炕上排成一列，那阵势甚是火爆。经过纳鞋底、做鞋帮等一系列工序后，往里子絮一些，整理平整，再用小锤敲平，一双鞋就做成了。

俗话说，“风后暖，雪后寒”。一旦下完雪，气温骤降，各家的火炉子就得添煤烧旺。早先普通人家主要靠捡煤取暖，摇煤球还得钱请人做。老北京管这些人叫“摇煤球的”，找到他们后，先讲好加工费多少钱，师傅就掺好黄土，然后便放水开始摇，他们的工具一般是一个摇筐、一个转盆和一把铁锹。他们干脆利落，不一会儿就把煤球做好了。

此外，家家户户还要准备用来挡风的门帘、盖大白菜的破被窝以及小孩挂着的屁股帘，这些被人们戏称为“岁寒三友”。

五十多年前，每到过“小年儿”那会儿，家住在东市的许多人家会去做“外活”：从北京绢厂领来半成品的纸灯笼材料，拿回家加工成成品。

我岳母家当时为贴补家用，也踊跃做“外活”，领完材料后就给子女们分配任务，我妻子是家里的小妹，负责往纸板上抹糨子，她的哥哥和姐姐负责轧条子，做完后交给岳母糊灯笼，最后一道工序“穿丝上蜡台”就由三姐完成。这一环节中，粘蜡台的要求最高，必须粘平整，不能歪斜，蜡台一旦歪了，就点不着蜡烛了。在全家人的努力下，一个个公鸡、小白兔形状的灯笼就做成了。如今，人们早已不再做纸灯笼了，当年冬天“做外活”的经历，既缓解了家庭的拮据，也给这一代人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当看到月份牌上显示的日期时知道又到了立冬的日子了，记得小时候每年一到初冬季节北京城家家户户就都忙乎起来了，冬储大白菜、腌咸菜、“搪炉子”清理烟筒。现在北京的菜市场里一年四季都供应各种新鲜蔬菜，那时的北京冬天只有大白菜一种蔬菜还得每家每户自己储存，当年一到冬储大白菜的时候北京城各条胡同街道到处是码放一垛一垛的大白菜。

如果夜里降温还要给白菜垛盖上草帘子、被子，冬储大白菜是每家每户整个冬天唯一的蔬菜，那时连白菜梆儿都舍不得扔，我家每次都把外层的菜梆儿洗干净了晾晒起来，留着青黄不接时再吃，这种晒干了跟“烟叶儿”一样的干菜吃时先用水泡软再清洗干净了就可以做菜了。那时根本不吃炒菜都是大锅熬菜，放极少一点点油跟白水煮也差不多，文革后期各学校经常组织到农村参加劳动，学生都分散住在老乡家里，一次见到老乡“馇猪食”(给猪做饭)，当我闻到那“馇猪食”味道时头马上就痛的不行，因为这味道跟我家熬那些晒干了的白菜味道一样，都造成条件反射了一闻到这味儿就头痛的厉害，实在是吃怕了。

家里借着储存白菜的机会也顺便绩一小缸酸菜、腌一小缸萝卜、苤蓝、雪里红，这些咸菜基本上能吃到来年了，主食当然是棒子面窝头了，现在的年轻人听了这些都难以置信，实不知当年每家每户“棒子面”窝头能吃饱了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酸菜、咸菜、干菜就是为了补充粮食的不足，而且绩酸菜的汤据说还能治“煤气中毒”，那时经常发生“煤气中毒”事情，一旦有人中了煤气老人们就让赶紧喝一碗绩酸菜的汤，具体管不管用不得而知。记得邻居黄家文生大哥有次就中了煤气，黄大妈赶紧倒一碗绩酸菜的汤，当时文生哥正上高中，那时高中生就算是很有文化的人了，那碗酸菜汤文斌哥死活不喝，说根本没有科学依据还说黄大妈没文化，当时我就觉得有文化的人和普通老百姓就是不一样说出话来文绉绉的显得很有文化，像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的毛孩子大人说什么都坚信不疑，根本没有任何分辩能力

当每家每户把大白菜储存好了以后就开始准备“搪炉子”安烟筒了，过去北京家庭做饭、取暖都是用“煤球炉子”，最早用的是铁皮做的“煤球炉子”，可以到处搬动，晚上睡觉前要把炉子搬到室外，第二天再重新“笼火”，“笼火”时要把炉子里没烧透的“煤核儿”捡出来继续使用。后来又出现了一种“洋炉子”，这“洋炉子”制作材料是铸铁的，炉子上面还有两三个炉圈儿一个圆火盖儿，上后方还有一个控制风力的小圆的活动闸门，闸门后方是可以安放烟筒的接口，炉子最下方还有个可以抽出来活动的铁篦子，铁篦子下方是掏炉灰的隔层，

这“洋炉子”可以固定在房间的某一地方，然后把安好的烟筒通到室外，烟筒要用细铁丝捆绑固定好，那时北京的冬天特别冷，伸到室外的烟筒流出的烟油子都冻成了长长的冰柱，烟筒下方地面上滴答下来的烟油子也冻成了大冰坨子，后来北京又有了“蜂窝煤”，开始老百姓都不接受“蜂窝煤”，说“蜂窝煤”笼出来的火没有“煤球”笼出来的火冲，后来也慢慢的接受了，毕竟“蜂窝煤”比“煤球”相对方便干净一些

这种“洋炉子”和“烟囱”要到日用杂品商店购买，过去这种商店门前墙上都写着“日用杂品、柳竹山货”，商店里主要供应五金电料、厨房用具、劳保用品等居家生活的日用杂品，老北京人管这种商店叫“山货屋子”，“洋炉子”要经常清理烟筒，不然煤灰容易堵塞烟道造成煤气中毒，为了防止煤气中毒，那时街道的积极分子老太太们一入冬就挨家挨户的督促检查安装“风斗”的情况，“风斗”就是房间里通风的小窗口，为了防止大风直接吹进屋子里就在窗户外面安装一个“风斗”，“风斗”制作非常简单，每户家庭都是自己制作，有用薄铁皮的、有用三合板儿的、有用旧纸板儿的，其实冬天除了安装“风斗”重要以外“搪炉子”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炉子搪的好不仅省煤而且火势又高又旺，如果搪不好火苗很小火势也不旺，老人们就说:“这火不冲，做不熟饭”，“搪炉子”使用的材料是“缸砂”和“青灰”，也有用“胶泥”的，“缸砂”是一种耐火材料，“青灰”是青灰色的具有胶凝性的泥煤粉，起粘合作用，“胶泥”是一种粘性很强的黄土，这些材料过去在卖“白灰、麻刀”的砖瓦沙石店铺就能买到，每次我家“搪炉子”都到三里河“大蒋家胡同”一进南口不远的一家店铺里买这

搪“蜂窝煤”炉子要比搪“煤球炉子”省事儿多了，“蜂窝煤”炉子是使用一种齿轮状的炉瓦，用青灰把炉瓦在炉膛四周沾牢固定好了就齐活了，搪“煤球炉子”可就全凭技术了，用的工具就是大概不到一米长的竹板儿，各家各户一般都是自己“搪炉子”也有街坊四邻互相帮忙的，每次我家“搪炉子”都是邻居帮忙，我父亲一辈子老实巴交，属于那种一天也说不了两句话憨厚本分人，有一年我父亲不知听谁说搪炉子只用黄土泥就行，为了防止遇热爆裂要加些碎头发增加拉力，我父亲为了省钱决定自己动手试一下，跟隔壁“胜利理发馆”的丁叔要了一大把碎头发和黄土泥搅拌在一起开始“搪炉子”，结果搪完了一笼火满屋子都是燎猪毛味儿，气的我母亲唠叨了半个月。

如今我们都用煤气天然气了，那些“煤球”和“炉子”也早被人们遗忘了，可我总在想那又脏又落后的“煤球炉子”也不是一点优点都没有，至今让我难以忘怀的就是用这种“煤球”或“蜂窝煤”炉子烤出来的窝头、馒头实在是一绝，看着那焦黄焦黄、厚厚的一层“咯吱”真是诱人极了，这烤好的窝头、馒头嚼在嘴里别提多香了，现在绝对不会再有这个味道和享受了。

如今有些年轻人不了解过去北京的那段历史，对我说:“炉子”就叫“炉子”干嘛非叫“洋炉子”？事情是这样的，从清朝末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的解放初期，我们国家工业发展非常落后，就是一般的生活用品也生产不了完全靠进口，所以那时人们对什么物品称呼都带个“洋”字儿，比如香皂(洋胰子)、雨伞(洋伞)、布(洋布)、烧水壶(洋铁壶)、水桶(洋铁桶)、蜡烛(洋蜡)、香烟(洋烟卷儿)、火柴(洋火)、人力车(洋车)、面粉(洋面)、面口袋(洋面袋儿)、孩子们玩的画片(洋画儿)、外国的枪、炮、战马(洋枪、洋炮、洋马)，就连看到外国人都叫“洋人”，早年间“协和医院”的外国医生叫“洋大夫”、北京的教会学校叫“洋学堂”、外国老师叫“洋先生”，记得那时在“哈德门”里有两所外国人办的寄宿制教会学校，一所是“穆贞小学、一所是“汇文小学”，“穆贞小学”是女子学校，汇文小学就是原来的“丁香胡同小学”，过去我们小时候听小喇叭广播里讲故事的“孙敬修”爷爷年轻时就是汇文小学的语文老师并且在该校任教长达35年之久，我们晓市大街80号院“张铁梁”大哥的妹妹“秀云”姐的老伴儿小时候跟随父母从上海迁来北京定居，当年就在北京汇文小学就读，由于不会讲普通话和同学无法交流，校方就让“孙敬修”老师单独为他辅导普通话，用严师出高徒这句话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孙敬修”老师本来就是语言大师，没多长时间这位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说满口上海话的同学就能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和大家交流了，时光荏苒，这位当年受到“孙敬修”老师特殊辅导的“小上海”同学已经年过古稀但身体健壮、精神矍铄，依然操一口流利的“京片子”，每当提起那段难忘的童年往事这位“晓市大街的姑爷”都会情不自禁的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就是几十年来内心里一直无比怀念让人永远尊敬、慈祥的“孙敬修”老师、无比怀念儿时的汇文小学、无比怀念当年的北京城。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今天的北京城早已成为了现代化的大都市，到处都是高楼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