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愣了一下，不过想想初成章也是在党校的时候顺便告诉我的，张鹤城不知道也属于正常，在座的又没有外人，我也没有隐瞒，除了和林长清演戏的事略过不提，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这才道：“说实话，农委的确是个不错的地方，但就长远发展来看，我觉得还是坎杖子更适合我。”

薛翰林和张鹤城浸淫官场已久，范长平身为领导的秘书自然也不是个简单人物，听我这么一说，三人稍微一想就明白过来，不过谁也没有因此发表什么意见。

说到底，其实在官场上，一般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很少有人会为旁人的事提建议，尤其是这种关系到政治前途的事，如果听从建议之后发展的好那还好说，如果发展的不好，反过来还要落得一身埋怨，甚至是结仇，那就得不偿失了。

酒足饭饱之后，送走了薛翰林以及他的秘书范长平，我和张鹤城就找了个招待所，兴许是长久以来规划的大事有了着落，我们两个都有些兴奋，这一夜我们谈了很多，包括坎杖子乡未来的发展以及我们个人的前途，然后张鹤城告诉我，说他在听到我不打算去农委的时候，他嘴上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实际上是松了一口气的。

说实话，我之所以决定留在坎杖子，其实也有一部分是张鹤城的原因，首先他为人正派，而且从不抢功，最重要的是对我相当不错，可以说，自从张鹤城来坎杖子之后，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也愿意跟着这样的人一起搭班子，再说坎杖子虽然又偏远又穷，却也是一个容易出政绩的地方。

打一个不算太恰当的比喻，在学校考试的时候，成绩不好的孩子偶尔考了一次及格都会让老师惊讶不已，而那些好学生就算回回考满分也让大家觉得习以为常，没什么大不了的。

同样的道理，就拿这次发展核桃种植来说，在坎杖子就是一件让领导上心全力支持的大事，但要是在排名靠前那几个乡，这就算个屁大点的小事。

所以像农委这样的地方，起点越高，相反却更不容易干出什么让领导眼前一亮的大事。

第二天还没有到火车到达辽源的时候，我和张鹤城就早早的来到了火车站，远远的就看着路边停着一排排大卡车，足足有三十多辆，极为壮观。

等了差不多有一个多小时，伴随着一阵刺耳的汽笛声，火车总算是进站了，谢春龄领着十几个似乎是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下车以后，我们互相介绍一下，又简单的寒暄了几句，就开始卸货装车。

谢春龄运来的核桃树明显是经过修剪的，光秃秃的只保留一些必要的主干，根部带着厚厚的泥土用塑料布裹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但就是这样，在搬运的过程中谢春龄还是对工人们千叮万嘱，说一定要小心，如果伤了根系那就很难成活了。

又花了三个多小时装完车，我们这才浩浩荡荡的离开火车站，等到达坎杖子的时候已经接近晚上，我和张鹤城一合计，反正黑灯瞎火也干不了什么，索性就在食堂摆了几桌酒席，为远道而来的谢春龄一行接风洗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犒劳一下司机师傅们。

晚宴的气氛很热闹，但大家却不约而同的刻意没有多喝酒，等到凌晨三四点钟天刚刚蒙蒙亮，我们就分成了四个组，每个组负责栽植两个村，这是事先计划就好的，树木这个东西毕竟不能长时间的离开土地，这样同时进行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核桃树的成活率。

我这一组负责的是杜家沟村和小满子村，跟着我一起去的还有谢春龄带来的三个学生，等到杜家沟的时候，早就闻讯赶来的乡亲们就把大卡车围了个水泄不通，当然他们可不是来凑热闹的，县城里卸货的工人我们自然不能带来，工钱贵不说，就是往返的路费我和张鹤城花着都感觉心疼，再说挖坑和栽树也需要人手，索性肥水不流外人田，按照之前商量好的，只要能在半天内干完，报酬就是每人十块钱，各村的乡亲们都是抢着报名。

三个农校的学生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栽植核桃树的注意事项之后，大家伙就在我的带领下热火朝天的干了起来，直到快傍晚的时候，当转战小满子村的最后一颗核桃树被埋进地理填好土，我望着整整齐齐的核桃林，终于是咧着嘴笑了起来。

陆陆续续的回到乡政府大院，车队的队长谢绝了我和张鹤城留下来吃晚饭的好意，领着车队就浩浩荡荡的离开了，不过谢春龄和他的学生并没有走，因为接下来，他们还需要给村民们普及核桃种植的技术和基本知识。

这本来是挺顺利值得高兴的一天，然而晚上正当我们在食堂里庆祝的时候，伴随着一阵发动机的轰鸣，两辆桑塔纳轿车就开进了乡政府的大院。

让我意外的是，领队的居然是我前不久见过的赵明，然而更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当他面无表情的走到我面前之后，只是淡淡的看了我一眼，就说道：“武乡长，我们怀疑你跟一起贪污受贿案有关，请你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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