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公民瞥了我一眼，老神在在道：“反正坎杖子乡的党委书记也空了有一阵，你要是现在告诉我说连这点困难都解决不了，那我大不了明天就开个常委会把人给派过去，到时候你给他打下手，好好学学人家是怎么办的。”

“别……别，蔡书记，你给我半个月时间，我保证把这事给解决就是了。”

我尴尬的挠了挠头，赶紧拍着胸脯保证道，事实上在我担任坎杖子乡的乡长之后，对于蔡公民迟迟不派新的党委书记来，我就有一种直觉，那就是这个位置恐怕就是给我留着的，但猜想归猜想，然而等真正从他嘴里亲口得到证实，我还是难免有些激动。

要知道乡镇的党委书记虽然和乡镇长同样是正科级，但按照党领导政府的原则，党委书记才是真正的一把手，假如我真能够坐上这个位置的话，那就意味着我跟原先的张鹤城一样，有了提拔副县级的资格。

不可否认，正科提拔到副县，这在县区一级是一个坎，但早点占上这个位置，我起码也有个盼头，至少从论资排辈上我肯定不会吃亏，退一万步讲，即便我像张鹤城那样等上接近二十年，我在副县级的干部里仍然是属于年轻的，这样一来，起码混到蔡公民这个级别应该是不成问题。

当然现在想这些还是太过遥远了，再说蔡公民的意思也并不是只要我把这件事办成他就会提拔我这么简单，而且依照这位老狐狸的性格，蔡公民这是在跟我玩画饼充饥那一套也说不定，但就算是如此，问题既然已经摆在我面前，该解决的还是要解决，因为领导就是这样，无论之前你做过多少事，但只要有一件办不好，那就很有可能在他的头脑中打上没有能力的标签，这就好比小孩子撒一次慌就会失去信任一样，简单而又通俗易懂。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抓住主要矛盾。

这是我回到坎杖子乡之后苦苦思索了三天加三夜得出来的结论。

关于迁坟这件事，就算是其中有那么个别的几户极其贪财，但总体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用钱就能摆平的事，坎杖子乡本来就那么大，人口又不多，加上村村都有那么几个长舌妇爱嚼舌根，所以谁家要是有什么丢人现眼的事，估计不出两天就闹得人尽皆知，更何况是这种被人戳脊梁骨的事，谁也丢不起那个人。

农村人虽然很穷，但是千万不要小瞧他们的自尊。

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去挑战民心，而是要给他们一个吵着闹着也要主动迁坟的理由。

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我觉得与其让陈铜雀多拿出一倍甚至两倍的钱来补偿，还不如另外找一块风水宝地建祠堂来得实在。

说到底，在农村来说，通常坟茔都非常的简陋，无非也就是挖个坑埋上土，然后在前面立一块碑罢了，绝对谈不上美观和档次，但祠堂就不一样，陈铜雀看中的那片乱坟岗之所以密密麻麻，无非也就是因为认祖归宗和家族观念根深蒂固，所以有人肯出钱建一座家族祠堂用来供奉骨灰的话，假如把当事人换成同样出身农村的我，反正我是找不出拒绝的理由。

当然我并没有立刻就放出这个消息，实际上就连陈铜雀看中了那片坟的事我也一直在刻意隐瞒，在跟这位省城大老板通过电话征求他的意见之后，我就把迁坟所涉及到那几个村的村书记和村长召集到一起开了个会，了解基本情况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我要通过他们把汉白玉厂要建在坟地上的消息先散播出去。

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在开完会的第二天，刚吃过早饭不久，乡政府大院就被群情激奋的乡亲们围了个水泄不通，甚至就算是隔着窗户，我也能听到他们在大门外不断对我进行不堪入耳的咒骂，不过对此我倒是能够理解，平心而论，这事放在谁的身上都可以算作是一种屈辱，再说目前的坎杖子毕竟是我在当家，他们对我发泄两句也是人之常情。

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拍平了衣服上的褶皱，等我整理完仪表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却发现几乎所有的乡干部都站在外面，我的出现顿时引起了他们所有人的目光，不过神色大多都是非常不自然，我稍微一想便明白了个大概，因为我这样的举动，的确是有些为了政绩不惜违背民心的意味。

不过对此我也没有解释，而是把周元鹏喊过来，让他到外面沟通一下，等村民选出了几位德高望重的代表进了乡政府大院以后，我就领着他们进了会议室。

没有任何的废话，在他们都落座以后，我就开门见山的叹了一口气，一脸为难道：“乡亲们，实不相瞒，在坟地上建厂，我原本是坚决不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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