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朱元璋得知此命令后,却下了一道相反的命令,凡是抓到陈友谅军的俘虏,一律好好对待,然后放走。
这两道命令的发布彻底断送了陈友谅的军心。士兵们对陈友谅极其不满,纷纷逃亡。
陈友谅在西岸等待了很久,与朱元璋大战三十余天,也没有等到任何机会,相反,他的士兵却是不断地减少,将领们也不再为他效忠。
八月二十六日,他终于做出了决定:逃跑!
他最后看了一眼这片宽阔的湖面,一统天下的梦想和雄心壮志就这样破灭,来时的庞大舰队和六十万军队,如今只剩下败卒残兵。这对于枭雄陈友谅而言,其实并不算什么。兵没有可以再招,舰船可以再造,让他不理解的是,自己为什么会失败?
我不缺乏驾驭手下的谋略,没有妇人之仁;我敢于杀掉所有阻挡我前进的人,而不畏惧人言,这是常人无法做到的;我比所有的人都心黑手狠,为什么会失败?我已经拥有了最强的军队和战争机器,我的部下为什么还会背叛我?
陈友谅是永远找不到答案的,因为答案就在他的行为模式中,从他杀害自己的兄弟和首领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将领们已经充分理解了他的准则,那就是:谁有力量,谁更狠毒,谁就能控制一切!仁义、道德、诚信都是不存在的。当这些行为被他的将领们当成人生的信条后,他的军队就成为了千万个狠毒的陈友谅的集合体。这样的集合体就类似金庸小说里的星宿派,一旦陈友谅倒霉,每个人都不会继续效忠于他,而是上去狠狠地踩上一脚,落井下石。
当然,失败后的陈友谅对他们而言也不是毫无价值,至少他的脑袋还是很值钱的。
陈友谅阴险毒辣,他的将领们比他还要阴险毒辣。陈友谅迷信暴力统治一切,他的将领们比他更迷信暴力。
当他的生存基础——暴力——被人掀翻后,他也就没有任何底牌了,等待他的只有灭亡。
饱经风霜的张学良曾经用他一生的经历对日本的年轻人说:不要相信暴力,历史已经证明,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我相信,这就是陈友谅失败的根本原因。
陈友谅率领军队希望能够撤退,他选择的突破口是湖口,但此时的陈友谅不是原来的陈友谅了,他拼死作战,损失惨重,才勉强打开湖口通道。
此时他才松了一口气。但朱元璋不会放过他。
朱元璋被陈友谅敲打多年,对他早已深恶痛绝,必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故亲自率领十余万大军追来。
陈友谅闻讯,亲自出来站在船头指挥作战,也就在此时,一支冷箭射来,穿透了他的头颅。
一切就此结束了。
不对,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做错了吗?
陈友谅死后,张定边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将陈友谅的儿子陈理和陈友谅的尸体抢回,并带回了武昌。
至此,历时三十六天的鄱阳湖之战,以朱元璋的全面胜利、陈友谅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这一战奠定了朱元璋问鼎天下的基础。鄱阳湖之战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而载入史册。
对于朱元璋的胜利,生活在周围的老百姓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套解释,由于决战的地点在康郎山,老百姓认为陈友谅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地点选得不好:“猪(朱)见糠(康),喜洋洋。”所以陈友谅才失败。如果陈友谅泉下有知,只怕会气活过来。
朱元璋并没有放过陈友谅的后代陈理,即使他根本不可能给朱元璋带来任何威胁。斩草固然是重要的,顺便除个根也是必须的。
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朱元璋亲自赶往陈理所在地、陈友谅的最后地盘武昌督战。主帅张定边不愧是抓住时机的老手,眼看形势不妙,就带着陈理投降了。
朱元璋终于战胜了这个中国大地上他最头疼的敌人,陈友谅。
“天下足定矣!”
值得一提的是张定边,他把对陈友谅的忠诚保留到了最后,部分履行了他当年结拜的诺言,他拒绝了朱元璋的任用,去干了朱元璋原先干过的工作,出家当了和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似乎要和朱元璋斗气,一口气活到永乐十五年(1417)才死,年一百岁。朱元璋死后,他还活了二十年,也算是给陈友谅报了仇。诸位可以借鉴,遇到恨透一个人、想要拿刀去砍人的时候,用张定边的事迹勉励一下自己,不要生气,修身养性,活得比他长就是了。
我们回头来看陈友谅的一生,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毫无疑问,陈友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但在那个乱世里,他的行为法则却是当时通用的选择。如果要生存下去,这似乎又是必然的选择,他的错误在于将这种法则发展到了极致,直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迷信暴力,不讲基本的信义,使他丧失了人心。
但他又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他坏事做尽,却又敢做敢当(后来的朱元璋也没有能够做到),具有极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反抗元朝统治,能够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向元朝妥协,坚持到了最后。
从这个角度看,他也是条好汉。
可惜,在这个乱世里,他只是个枭雄,真正的英雄是朱元璋。
地主是怎样炼成的
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是那个贫农乞丐,他已经成为了地主。他是怎样变成地主的,这其中牵涉到一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规律问题,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
轻松之余,我希望能将明朝的事情和一些制度规律讲述给大家,所以这些有一定深度的问题,谈一谈也好,说到底,能明白明朝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了,还是用我的叙述方式,我相信再深刻、抽象的规律和制度分析都可以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地球人都明白。
在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成功后,那些以平分土地为目标的农民领袖都变成了大地主。几千年来,历史无非是姓刘的地主赶走姓项的地主,姓李的地主取代姓杨的地主,从无例外。这似乎是个魔咒。
要解释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写一篇论文,文章的名字应当是《论农民起义后土地生产关系的变更与土地契约从属的再分割》,当然了,这样的文章有无人看,那是要打个问号的,所以我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
比如一个农民领袖张三,起义后召集了三万人,占据了一块地盘,他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就是吃饭。因为农民起义军也是军队,也是人,是人就要吃饭,怎么养活三万人呢?这个时候张三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应该是去抢地主家的粮食,但问题在于,地主家也不是银行的提款机,想取多少就有多少,把地主抢光了,吃什么呢?
地主家也没余粮啊。
这个时候,张三手中有的只是土地,而所有的粮食都被吃光了,他就必须召集农民,将地分给他们,然后向他们收租,于是农民领袖张三就变成了地主张三。
而封建社会的中国,不存在其他的选择,不是做农民,就是做地主。商人固然可以成为另一个选择,但当时商人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可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你也不可能到一群饥饿的农民面前要求他们为商人争取权利。封建社会的农民也不可能要求实施资本主义。
这就告诉我们,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者利益的群体。如房地产商一定说房价会不停地涨、电信公司一定会说自己的收费很便宜一样。而农民的主张只可能是种地或者收租。
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说过,农民两千年的起义只是为了一块土地。
不是农民就是地主!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