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自以为这样就可以接着混下去，可他实在是小看了朱祐樘，这位皇帝自小在斗争中长大，什么没见过，他早就打探过刘吉的言行，知道这位棉花兄的本性，只是不爱搭理他，可他现在竟然主动出来惹事找抽，那就不客气了。

他派了个太监到刘吉的家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最好还是早点退休，不然就要你好看。

刘棉花再也不装了，他跑得比万掌门还要快，立刻卷起铺盖回了老家。

五大派终于全军覆没，赶走了这些垃圾，朱祐樘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他召集了两个关键人物进京，准备开创属于自己的盛世。

这两个人一个叫王恕，另一个叫马文升。

先说这位王恕兄，在当时他可是像雷锋一样的偶像派人物，成化年间，混派官员们天天坐机关喝茶聊天，只有这位仁兄我行我素，认真干活，俗语说：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可见他的威望之高。

而且此人还有一个特长——敢骂人。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达官显贵，只要干了坏事，被他盯上了一准儿跑不掉，一天连上几封奏折，骂到改正错误为止。

而且此人每次上朝都会提出很多意见，别人根本插不上话，到后来大家养成了习惯，上朝都不说话，先看着他，等他老人家说完了再开口。有几天不知道这位老兄是不是得了咽喉炎，上朝不讲话了，结果出现奇迹，整个朝堂鸦雀无声，大家都盯着王恕，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疑问：

“王大人，你咋还不说话呢？”

朱见深算被烦透了，他每天都呆呆地看着这位王大人在下面滔滔不绝，唾沫横飞，搞得他不得安生。他想让王恕退休，可这位仁兄十分敬业，从成化初年（1465）一直说到了成化十二年（1476），朱见深受不了了，把王大人打发到云南出差，后来又派到南京当兵部尚书，可就是这样，他也没消停过。

王大人时刻不忘国事，虽然离得远了点，也坚持每天写奏折，有时一天几封，只要看到这些奏折，那个喋喋不休的老头子的身影就会立刻浮现在朱见深的眼前。

就这样，王大人坚持写作，一直写到了成化二十二年（1486），七十大寿过了，可习惯一点没改，朱见深总是能够及时收到他的问候。

当年又没有强制退休制度，忍无可忍之下，朱见深竟然使出了阴招，正巧南京兵部侍郎马显上书要求退休，朱见深照例批准，却在上面加上了一句匪夷所思的话：

“王恕也老了，就让他退休吧。”

听到这句话，大家都目瞪口呆，马显退休，关王恕什么事？可朱见深也有一肚子苦水没处倒：

“我是个不愿意干活的懒人，可也实在经不起唠叨，不得以出此下策，这都是被王老头逼的啊！”

王恕啥也没说，干净利落收拾东西回了家，这一年他七十一岁。

朱见深是个得过且过的人，他在世上最怕的只有两个字——麻烦。王恕这种人自然不对他的胃口，可是朱祐樘与他的父亲不同，他十分清楚王恕的价值。

于是在弘治元年（1488），七十三岁高龄的王恕被重新任命为六部第一重臣——吏部尚书。这位老兄估计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虽然年纪大了，却干劲十足，上班没几天就开始考核干部，搞得朝廷内外人心惶惶。可这还没完，不久之后，他向皇帝开刀了。

王恕表示，每日早朝时间过短，很多事情说不完（符合他的特点），为了能够畅所欲言，建议皇帝陛下牺牲中午的休息时间，搞一个午朝。

这事要搁到朱见深身上，那简直就算晴天霹雳，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但朱祐樘同意了。

这就是明君的气度。

王恕做了吏部尚书，开始折腾那些偷懒的官员，与此同时，另一个实权部门兵部也迎来了他们的新上司——马文升。

说来滑稽，这位马文升大概还能算是汪直的恩人，他资格很老，成化十一年就当上了兵部侍郎，此后一直在辽东守边界，当时汪直的手下在辽东经常惹事生非，挑起国际争端，可每次闹了事就拍拍屁股走人，帮他收拾残局的就是这位马文升，到头来领功的还是汪直。

时间一长，汪直也不好意思了，曾找到马文升，表示要把自己的军功（挑衅闹事）分给他一部分，马文升却笑着摇摇头，只是拉着汪直的手，深情地说道：“厂公，这就不必了，但望你下次立功前先提前告知一声，我好早做准备。”

汪直十分难堪，怀恨在心，就找了个机会整了马文升一下，降了他的官，直到汪直死后，马文升才回到辽东，依旧守他的边界。

朱祐樘是个明白人，他了解马文升的能力，便召他入京担任兵部尚书，这位新任的国防部长只比人事部长王恕小十岁，也是个老头子。可他的手段比王恕还厉害，一上任就开除了三十多个贪污的军官，一时之间兵部哭天抢地，风雨飘摇。

这下马文升算是捅了马蜂窝，要知道，兵部的这帮丘八们可都是粗人，人家不来虚的，有的下岗当天就回家抄起弓箭，埋伏在他家门口，准备等他晚上回家时射他一箭。

马文升也是个机灵人，从他的耳目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便躲了过去，可这帮人还不甘休，竟然写了诋毁他的匿名信用箭射进了长安门，这下子连朱祐樘也发火了，他立刻下令锦衣卫限期破案，还给马文升派了保镖，事情才算了结。

这两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虽然头发都白了，却精神头十足，他们官龄也长，想当年他们中进士的时候，有些官员还在穿开裆裤呢，论资排辈，见面都要恭恭敬敬叫他们一声前辈，而且这两人经历大风大浪，精于权谋，当年汪直都没能奈何他们，何况这些后生小辈的小把戏？

就这样，二位老前辈上台之后一阵猛搞，没过多久就把成化年间的垃圾废物一扫而空，盛世大局就此一举而定。

当老干部大展神威的时候，新的力量也在这盛世中悄悄萌芽。

弘治二年（1489），学士邱浚接受了一个特别的任务——编写《宪宗实录》，这也是老习惯了，每次等到皇帝去世，他的儿子就必须整理其父执政时期的史官记载，制作成实录，这些实录都是第一手材料，真实性强，史料价值极高，我们今天看到的明实录就是这么来的，但由于这部史书长达上千万字，且极其枯燥，所以流传不广。

这是一项十分重要但却十分繁琐的工作，恰好担任副总裁官的邱浚有个不太好的习惯——懒散。他比较自负，不想干查询资料这类基础工作，就以老前辈的身份把这份工作交给编写组里一个刚进翰林院不久的新人来干。这位新人倒也老实，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可过了一段时间，邱浚心里一琢磨，感觉不对劲了：这要干不好，可是个掉脑袋的事情啊。

他连忙跑去找人，一问才知道这位新科翰林丝毫不敢马虎，竟然已经完稿了，邱浚哭笑不得，拿着写好的草稿准备修改。

可是他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

因为这篇文稿他竟然改不动一个字！

一向自负的邱浚对这篇完美的文稿竟也挑不出任何毛病，他惊奇地问道：

“这是你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