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汪直决定把总公司搬到日本，具体位置在日本九州南部（今日本冲绳附近），他在那里占据了一片地方，作为自己的基地。
汪老板的生意做得很大，他不但有大型船队，私人武装，还过了一把皇帝瘾，在他的辖区内，住着四千多名中国移民，服从他的管理，他还雇用了很多来找工作的日本人，身体好的担任保镖或是打手，体格差的就安排扫大街，当下人使唤。
汪直对公司的发展十分满意，还给自己的这片自留地取了个名字——“宋国”。
必须说明的是，汪老板在日本开公司，是没有经过当局允许的，也没有到有关部门注册，成立多年一分税钱也没交过。这事往大了说，就是非法侵占他国领土，是对国家尊严的大胆挑衅。
但从头到尾日本人连个屁都不敢放，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敢。
在日本史书里，战国被描述成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无数勇猛之士在万军之中横冲直撞，着实壮观。
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比如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桶狭间战役，那位威震日本，号称无人可挡的大诸侯今川义元，手底下的全部兵力不过四五万人，仅此而已。
当时，一般战役两方人数加在一起也就五六千人，要摆在中国，这也就是个仪仗队，不过倒怪不得日本同志们，毕竟人口有限，要组织个大规模战役难度太大，说句寒碜话，能战死个几千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汪老板之所以如此嚣张，也正是欺负日本人少，当时光隶属于他的军队人数已经近万，而且都配备最新型火枪，其所在的九州地区民风剽悍，诸侯十分好战，汪直却对他们毫无顾忌，还经常派几千人拿着洋枪，开着战船，从他们的海岸招摇过市，这帮人别说武力对抗，连吱都不敢吱一声。
恰恰相反，他们对汪直十分客气，逢年过节还要送礼上供，唯恐得罪了这位有钱又有枪的大爷。
公正地说，汪直确实算不上汉奸，因为估计日本也没人能用得起他这样的汉奸，倒是很多日本人要眼巴巴地求他，靠他吃饭。
这就是汪直，这就是胡宗宪即将面对的头号对手，远比任何日本剑道高手都要可怕的对手。
相对而言，第二号人物的实力要差一些，但他却比汪直更具传奇色彩——因为一个女人。
徐海，徽州人，胡宗宪的第二强敌。
说来真是凑巧，他也是徽州人，老天爷实在很公平，谁惹出的麻烦谁来收拾，最终的决战将在这三个徽州人之间展开，只有一个胜利者。
汪直不是汉奸，但徐海是汉奸，货真价实的汉奸。
徐海的别号叫做普静，这个称呼看上去很像是和尚的法号，而实际上，它确实是一个和尚的法号。
在少年的时候，徐海曾经是杭州寺庙的和尚，每天撞钟念经，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有一天，他的叔叔跑来，告诉他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还有个非常可靠的朋友做合伙人，只要你参加，管保前途远大，衣食无忧。
徐海考虑了很久，终于接受了叔叔的邀请，离开了寺庙，去干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应该说，这个邀请并非全是忽悠，这份工作确实让他衣食无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前途远大。
但问题在于，他的叔叔名叫徐惟学，那位非常可靠的朋友叫做汪直，而那份有前途的工作，自然是走私。
徐海就这么下了水，开始跟着汪老板跑船，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的收入越来越多，相关业务（驾船、抢劫）也越来越娴熟，如无意外，他将很有可能成为汪直手下的走私头目，其结局无非两种：要么攒点钱，回家买房子娶老婆；要么一直干下去，直到被抓住或是被打死。
可是命运之手却将他推向了第三条路，一条更为奇异的道路。
徐惟学原本是汪直的合伙人，双方初始合作愉快，可慢慢地，这位兄台不满意了，两人虽然一同下海，但汪直的能力超过他，生意大过他，利润也高过他，思前想后，徐惟学决定分出去单干。
单干，要有资本，徐老板的钱不够，便四处找人借，而其中最大的一笔借款，债主恰好是日本倭寇。有了钱，徐老板就开始干起了走私兼海盗，但事实证明，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活动，都是有风险的，走私和海盗也不例外。
徐惟学运气不太好，他的船队经常遇上风暴和明军，好几次血本无归，买走私货要钱，手下的抢劫犯们也要领工资，加上倭寇催款，徐惟学焦头烂额。
欠银行的钱，还不了最多不过是坐牢，可是欠倭寇的钱，还不起就没那么简单了，那可是拿命换来的，绝不容许变成坏账，可是徐惟学的家产已经卖光了，也没有什么可抵押的，于是无奈之下，他干了一件十分缺德的事——抵押自己的侄子。
在徐叔叔看来，侄子也算是他的财产，就这样，徐海成为了倭寇的财产人质。
此时的徐海倒还不以为然，以为不过是多吃几顿日本料理，不久后叔叔就会把他赎回来，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徐惟学实在没有做生意的命，回去后不但没翻本，反而赔得更多，最后还因债务纠纷丢了性命。
当这一消息传到徐海耳朵里时，面对着血本无归、暴跳如雷的倭寇，他没有慌张，镇定地用一句话挽救了自己：
“留下我的性命，我跟你们一起干。”
反正钱也没了，为了不致人财两空，徐海就此成为了倭寇的一员，当然，在那些日本人的眼里，他们不过是多了个端茶倒水的人而已。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徐海的能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