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以“正”，就是要光明正大，不能搞歪门邪道；

而治兵要“奇”，则要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人君者，隆礼遵贤而王，重法爱民则霸，好色多诈则危，权谋倾覆幽暗则亡。”

权术，一旦横行，便会把国家带入毫无秩序的混乱之中。

这样的国家，内耗必然增加，管理成本也会骤然上升，到了无法应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走向灭亡了。

目前大秦便是如此，若王上想要将解决唯有快刀斩乱麻。

具体来说，以正治国，就是要有一套保障国家机器自发运转的良性规则，而且这一规则能够一以贯之，不因人而废，因事而止。

一旦做到了政令畅通，国家这一组织系统就会健康运作，自动调节，而不需要管理者过多地干预。

从春秋道如今，各路诸侯为求自保纷纷变法图强，但真正变革成功的却寥寥无几。

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法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了太多人事和权术的羁绊，以至于虎头蛇尾、有始无终。

韩昭侯时期，申不害曾在韩国主政。

他打破血缘宗亲的束缚，重用贤才，锐意改革，把弱小的韩国带进了“当今强国”的行列。

但是，申不害有个哥哥，想借助兄弟的关系在韩国谋个一官半职。

于是，申不害便向韩昭侯求情。

可，韩昭侯却拒绝了申不害的请求，说了一句“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本来就是你主张的。

而现在，你又来为自己的哥哥跑关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可见，当国家的变革政策和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倡导变革的人自己尚不能坚持原则，新法推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变革成功者，唯有商君在大秦推行的新法。知道是商鞅，所以不要纠结称呼。

商君的新法，虽然目前褒贬不一，但却是“正”的。

其中，有功则赏，有过则罚，都按照法律的规定透明地执行，绝不玩弄权术、暗箱操作。

最为重要的是，赏与罚，都能及时兑现，决不失信于民。

据草民所知，商君刚开始变法的时候，法令已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他怕百姓难以相信，就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如果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就赏给十金。

百姓们感到此事蹊跷，没人动手去搬。

商君又说：“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

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拿着木杆到了北门。

商君立即命人赏赐给他五十金。

这时，商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最后得到了民众的信任。

治国以正，赏罚有信，是大秦在硝烟四起中脱颖而出的关键。

商君虽用法苛刻，但身处乱世，诈力横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于民。

就凭这一点，足以治四海，平天下。

因此，大秦的律法是大秦强盛的根本。”

司马懿将第一个观点抛出。

“先生继续”

嬴政双眼放光，显然听到了关键之处，不想司马懿就此停止，这时他心中的疑虑已经消失了大半。

“呵呵！”

司马懿微微一笑，略微思索一下说道：““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二要义是选贤与能。

这是一种看似平常，实则却高超的领导才能。

具体来说，就是要将合适的人安置在合适的位置，充分发挥其角色作用，而不是对具体的事务进行干预。

法家有位大成者曾在老子思想的影响下，曾提出过“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观点。

这是韩非子提出的观点，在这里被司马懿借鉴了一下，希望各位看客不要纠结。

在他看来，君主作为最高管理者，不必事事亲为，而是要学会将主动权交给手下的大臣，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在草民看来，君王的责任归结起来就是在于大的方略制定以及用人这块。

君王只要抓住了这两条，也就抓住了做王国的根本。

春秋时期，魏文侯曾与儒生田子方在一起赏乐饮酒。

魏文侯对田子方说：“我感觉编钟的乐声不是很协调，左边有些高。”

田子方听完后笑了。

魏文侯问：“你笑什么？”

田子方说：“臣下我听说，国君懂得任用乐官，不必懂得乐音。现在国君您精通音乐，我担心您会疏忽了任用官员的职责。”

魏文侯有所开悟。

魏文侯作为一国之君，要把国家治理好，只需要把好的乐官选拔出来就可以了，而不是去时刻关心“钟声不比”这样的琐事。

对琐事关心得太多，对大事势必糊涂。

因此，田子方批评他“审于音而盲于官”。

”

说到这里，司马懿便停止了第二个观点，他知道嬴政明白其中的含义。

其实司马懿心里有句话没说，那就是他的老对手诸葛亮，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最后将自己累死。

“嗯！”

嬴政听到这里，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老狐狸就是老狐狸，这口才真是没谁了！”

莫离感叹道。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三要义是无为而为。

无为，是老子道德经的核心观点。

这一思想多被很多君王或者能人视为消极，而实际上，老子的“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干，而是倡导一种“无为而为”的辩证法，即在顺乎事物自身规律的前提下有所作为。

老子曾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他看来，大道运行，自有其章法和规律，一旦人为干预，强制作为，就会陷入异化而不可自拔。

具体到治国理政方面，就是要把主动权交给人民，多体察民心民意，而不是拍脑袋决策，凭感觉折腾，以致政令频出，朝令夕改。

君王不应有自己的私心和偏见，而应该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

毕竟，得民心者的天下。”

司马懿将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不过，他目前说的都是大方向，并没有言语怎么处理吕不韦的事情。

他说这些的目的便是让嬴政明白，霸道并不能让秦国一直强大，需要王霸结合才行。

毕竟，在历史上，嬴政虽消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但后来的他却不懂得与民休息，总是通过各种政策干扰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动不动就抓壮丁去修坟墓、挖运河、垒长城、征北方、打南蛮结果却适得其反。

后来的刘邦和他的功臣们都参加过秦末农民战争，所以很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借鉴“无为而为”的思想在汉朝也得以发扬光大。

汉高祖及他的继任者都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田租，鼓励农耕，提倡节俭，减轻刑罚，使汉朝的生产与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提高。

到了汉武帝时期，当匈奴屡次侵犯北方边境时，大汉王朝凭借其多年养精蓄锐后的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彻底打败了凶蛮强悍的匈奴骑兵，甚至把匈奴赶到了今天的欧洲。

有所为，有所不为，无为时，静若处子，有为时，动若脱兔。

这正是“无为而为”这一辩证法的奥妙之处。

也是司马懿要表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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