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这是在古代，是人治高于法治的时代。

不管后世史学家怎么渲染，都遮掩不了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皇帝一声令下，你就要被抓拿下狱；或者是法官斟酌“仁义孝道”什么的，从宽处理一个杀人犯。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不然的话，怎么会有直躬案，三北案？在古代，儒家是被孔子定了性，孝永远是在忠面前的。所以，很自然的，宋朝如此崇敬孔子，肯定会依照“仁义孝道”来判案，而不是根据事实真相。

别看后世把包拯渲染成一个包青天，其实包拯也只是一个酷吏罢了。但为何酷吏能名流千古呢？这都是因为宋朝的判案太过主观，“酌情减刑”的情况层出不穷，让苦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包拯这个酷吏出现了，恰好就迎合了民众秉公执法的渴望。于是，包青天的名声就传开了。可想而知，宋朝的百姓对官员的期望有多低，只要秉公执法，不残民害民就行了。

基于这种没有人身保障的情况，张正书是万万不敢相信当权者的，不管是官，还是官家，其实本质上都一个样。

不思退，那就等于把生命的主动权让给别人，这是最愚蠢的。

“还是要远离政治漩涡么？”

张正书其实有点不舍，不舍汴梁城的繁华。

可以说，汴梁城的一切，除了不像后世那么方便以外，其他一切都是和后世相差无几的。

可惜，张正书还是想离开，因为在宋朝这种环境里，有钱人太不安全了，怪不得一个个有钱人都想着做官，因为做了官之后，就加入了剥削的阶层，就等于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了。可惜，张正书觉得做了官之后更惨，凭借他的政治嗅觉，不被那些文官玩死都算好了。

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很烦闷。

明明自己有着超越时代的想法，却不敢表露出来。张正书可以预见，就算是他献上炼钢术，得到的赏赐很可能也就是工部的一个小吏而已。哪怕是皇帝想再给他升官，最多最多也就是个八九品的寄禄官。

这种社会风气下，还有谁想搞发明创新？

从这个角度看，完全是儒家制约了中国的发展。自宋朝确立了儒家无上地位之后，中国的科技发明好像断崖式的下降。到了清朝，已经沦落到连世界之大都不知道了。要知道宋人，还知道世界的宽大，看看，这里面的差距有多大？可以说，这就是中国的倒退，固守在小农经济上，不思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