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穿之皇家小和尚 第209节(2 / 2)

gu903();特别是废除贱籍后的那一部分人,能光明正大地做良民,有正式户籍,交税很好,交税很妙,交税很荣耀。

二十年前瑞亲王在沿海用大喇叭喊的话,又在大清国人的心头回响:“税收是我们为文明付出的代价”“税收之于国家,犹如血液之于人体”‘作为大清子民你有义务纳税,也有义务了解纳税人的权利’……

老百姓哭泣,老百姓开始觉醒,瑞亲王当年种下的种子,终于在老百姓的心里生根发芽。

瑞亲王哈哈笑特高兴,瑞亲王正忙乎他的面试,忙得喝口水的时间都要挤出来。

谁叫瑞亲王痛快之下不管不顾地喊一嗓子“大清子民都可以报名”,连一个年龄啥的识字儿的要求也没提?

那不光有不识字儿的人报名,还有女子抓住瑞亲王说话的漏洞来报名!

瑞亲王说话算话,瑞亲王面对这数万万前来报名的人,可不是要打起来精神挨个面试?

还别说,瑞亲王还真发现几个做官的天才。

不识字儿?没事,小事都有师爷等等小吏帮忙;长相糟蹋?没事,选官不是选美有能力有心就行;女子?也没事,他有差事给做。

那几次科举失败做一小吏的人,瑞亲王就能看出来,他很会做官不会考试。

那南城三教九流里出来的人,瑞亲王就能慧眼识珠,看出他的歪才。

那长相糟蹋眼神乱飘一脸奸佞相貌的人,瑞亲王就能看到他内心的美好。

那女子,瑞亲王就能破格录用!

历史记录下瑞亲王这次选官的结果,被瑞亲王选出来的人都是大清官场的脊梁;历史记录下瑞亲王对此的思考。

瑞亲王语录一:“做官,该办学就办学,该赈灾就赈灾,该修桥铺路就修桥铺路……但凡大小事都有小吏帮忙,不说识字的人,只要是人就能做的活儿,新时代的大清官员要思考,你们到底金贵在哪里?”

瑞亲王语录二:“以前识字的人太少,科举之人识字,科举之人也勉强算是国家精英。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都识字。大清的官员们要思考,全大清人都要思考,大清的官员应该怎么选拔更为合理。”

瑞亲王语录三:“降低官员的待遇,也是给官员减负担。官员不需要承担自身承担不来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要做好该做的事情,不做不该做的事情,全大清人,都感谢你们。”

瑞亲王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整整两个月的面试时间里,他每天忙碌十个小时,耐心细致,真正的一视同仁。

共面试六万八千九百五十人,录取五百零三人。

尽管他的时间实在有限,每个人只有三到十分钟的时间,但遇到不适合做官却真有才华的人,还是热心地给出建议。

全大清国亲眼目睹这一切,又是一次心灵的大地震。

所以,出身低到尘埃里,也不怕,他们真有机会爬起来。

所以,遭遇磨难不怕,不会考试不怕,他们总有希望。

关键,被瑞亲王选出来,那不就是瑞亲王的学生?嗷嗷!嗷嗷,不说其他胆小没敢报名的人,就是因为科考放弃面试的人,也都悔恨的嗷嗷叫。

因为大婚之日临近结束面试的瑞亲王哈哈哈笑:“叫唤什么,师祖说我还没出师那,我不收学生。”

“倒是那些不相信这次机会,或者胆小没报名的人,他们在怕什么,‘鞋子’都穿不上了,还怕丢面子?”

皇上听第一句挺满意,他真怕熊儿子收学生任由心意瞎教导,听到第二句不满意了。

皇上手里正在剥开的山竹刷地扔出去,气得来:“‘鞋子’都穿不上,还有条贱命。”

保康接过山竹送一瓣到嘴里,还是不乐意:“面试不上丢点点面子而已,还能要了他们的命?再说了,为了一条贱命苟活,和死亡的区别在哪里?乞丐也要心怀希望,才是真正活着。”

皇上:“……”

皇上表示他不想和“非人儿子”说话,皇上很高兴熊儿子永远不懂那份麻木和沉沦。

“关于官员考核方式,其争议古来就有。当年王安石变法,认为诗赋是无用之物,应该改考经义策论,苏轼反对,就说了一句大实话。”

“‘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考一个没有做官经验的人策论,这不是‘无用’是什么?”

保康点头:“王安石的本意没错,考诗赋不实际,事实上也是如此。论实际,考策论比考诗词歌赋好一点点。反正不管考核什么,都只是设置一个‘门槛’而已,保康最近研究人类的门槛文化,圈子文化,颇有心得。”

“保康认为,其问题的本质就是,官员,它就是一个是个人就能干的活计。要说竞争内斗,哪行哪业没有?可是,人类就是这么一个生存法则,不管做什么,不管怎么才高八斗,都要跨过那道门槛,进入那个圈子。”

皇上嘴角一抽,拿过一个荔枝剥开,笑道:“你还有时间研究门槛文化、圈子文化?挺不错。说说你对当前小吏们、奴仆们联名上书的看法。”

保康坐下来,收敛他的嬉皮笑脸,一板正经。

“顾炎武老师对此说过一句话,‘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

先秦时候,‘官’和‘吏’常常不做区分,百姓还称呼三公的太师、太保、太傅为三吏。到两汉时期官、吏开始划分——‘官’特指一个地方的最高权利者,‘吏’特指这个地方的各类属官。但‘官’与‘吏’的地位,并没有太大区别。

三公九卿由‘吏’出身,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一直发展到宋代,三部六省的官、吏间的差别也并不明显。”

元代是一个变化的时代,是一个各民族文化混合的时代。到明代,‘官’与‘吏’的差异突然突显出来。‘吏’成为各大衙门里处理文书,诉讼的普通小民,不再属于官僚系统。

明成祖时期,朝廷规定‘吏’不能当御史,不准参加科考,断绝‘吏’的仕途。久而久之,‘官’和‘吏’明确区分。‘官’被人人仰慕,‘吏’被人看不起。只有科考无望的落第秀才或身份卑贱者才去做‘吏’。”

说到这里,他的表情有一丝凝重:“保康姑且认为,这是当官的‘门槛’进一步提高,官员的圈子进一步收缩。这并不是怎么好的事情,这代表阶级的固化,也是老化。”

“科举派官员们再无‘对手’,积极开始党派内斗。更认为‘吏’的地位极其低下,再也不能对他们造成威胁,一心只读圣贤书,不过问事务,也不会处理事务,凡事都有门下小吏打理。

小吏们被这般打压,自是心怀不满,自是要变相揽权。”

各个地方衙门的小吏们,通过高高在上的官员们的手,影响国家大事。

老百姓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这就是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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