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了这个打算。

对此，李世民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关于李世民力行节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资治通鉴总结说：“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虽然司马光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在贞观时代的二十三年间，李世民并未将节俭寡欲的政风一以贯之地坚持到底。但是起码在贞观初期，李世民在这方面的表现还是值得史家推崇的。

在“去奢”的同时，李世民还有一个“省费”的大动作，就是大力精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

古代中国常有“十羊九牧”之说，意思是衙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十个百姓就要供养九个官吏。隋文帝时，曾经把东汉末年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十羊九牧”的状况。但是从隋大业年间起，“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李唐崛起之后，群雄相率来归，李渊“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

李世民在执政之初就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于是从贞观元年二月起，李世民就推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合并州县，二是裁汰冗官。

首先是将武德年间增设的州县予以裁撤合并，其次是根据山川地形的不同，把全国划分为十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这个道不是行政区，而是相当于监察区。此后，李世民多次派遣简点使、观察使、按察使等赴各道巡察，“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唐会要。

在裁撤合并地方行政机构的同时，李世民又对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于是责成房玄龄精简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员。有隋一朝，长安的各级官员共有二千五百八十一名。经过这次重大的人事改革，唐朝中央的文武官员精简至六百四十三人，大大节约了行政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随着李世民对王道仁政的大力推行，儒家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实践得以展开，大唐帝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力蒸蒸日上，开始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

史称：“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然而，这种四海升平的繁荣景象却是来之不易的。

李世民即位之初，面对的是一个“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的局面。贞观元年，关中饥荒，物价飞涨，一斗米的价格涨到了与一匹绢相当；贞观二年，全国又遍地蝗灾；贞观三年，有些地方旱情严重，而有些地方却又洪涝成灾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局面下，李世民却能矢志不渝地坚持王道路线，“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并且“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所以到了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整个帝国的形势便焕然一新“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贞观政要卷一；而多年来一直侵扰中原的东突厥也在这一年春被唐朝征服。

对此，李世民深受鼓舞。他大为感慨地对群臣说：“贞观之初，很多人都坚持认为，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独魏徵劝朕推行王道；同时很多人上疏说：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说：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可魏徵还是劝朕说：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全部采纳了魏徵的建言，才短短几年，果然收到了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的巨大成效。突厥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劲敌，而今颉利可汗束手就擒，突厥酋长甚至成了朕的带刀侍卫，各部落皆服中国衣冠，所有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劳”

李世民的这一席话，不仅高度肯定了魏徵对国家所作的卓越贡献，同时也充分表明武德九年那场“王霸之辩”确实对整个大唐帝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

换言之，正是由于这场事关国家大政的重要辩论，让李世民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施政路线，从而引领大唐帝国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并且最终开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黄金时代贞观。

太上皇李渊的忠臣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世民手中的权力日益巩固，大唐王朝也日益呈现出一派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

这样的时刻，李世民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做很早就想做的事情了。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正月，李世民用一种阴冷的目光锁定了朝中的一个大臣。

这个人曾经是武德年间满朝文武中最得意、最风光的一个人物；进入贞观后，他仍然身居高位，名重一时。

他，就是时任司空的裴寂。

众所周知，裴寂是晋阳首义功臣、李唐开国元勋，深得李渊宠信。登基之初，李渊就曾对裴寂说：“使我至此，公之力也”随后拜其为尚书右仆射，赏赐华服珍玩无数，并且每天赐以御膳，临朝之时，必引裴寂同坐，极尽恩宠之能事。旧唐书裴寂传称：“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刘武周进犯并州、横扫河东，裴寂自告奋勇率兵出征，结果丢盔弃甲，铩羽而归。李渊只不过轻描淡写地责备了几句，表面上把他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实际上没过几天就把他放了，而且“顾待弥重”，恩宠不减往日；此后不久，另一个开国元勋刘文静企图与裴寂争宠，却被李渊和裴寂以谋反之名联手铲除。可见在武德一朝，裴寂第一宠臣的地位根本无人可以撼动。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李渊又擢升裴寂为左仆射，并赐宴于含章殿。裴寂故作谦恭地辞让了一下，表示既然天下已经平定，自己就应该告老还乡了。李渊一听就急了，眼泪哗哗地下来，十分动情地说：“未也，要当相与老尔。公为宗臣，我为太上皇，逍遥晚岁，不亦善乎”随即加封裴寂为司空，赐食邑五百户，而且派遣一名官员天天到裴府蹲点，生怕他偷偷挂冠而去。从这件事情足以看出，李渊对裴寂的宠信早已超出君臣的范畴，可以说有深厚的私谊。

李世民即位后，一开始对裴寂也显得恩宠有加，优礼备至。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加封裴寂食邑一千，与前共计一千五百户。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到南郊祭祀，返程时忽然命裴寂和长孙无忌与他共乘御辇，以示尊崇。裴寂受宠若惊，不敢奉命。李世民笑着说：“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旧唐书裴寂传

恭敬不如从命。最后裴寂只好硬着头皮与天子同乘而归。

也许正是从“同乘”的这一刻起，裴寂就已经预感到危险的降临了。因为李世民的那句话听上去好像是一种莫大的恩宠，实则充满了弦外之音。

因为，李世民所说的“佐命之勋”，无疑是在向裴寂强调你佐的是我父亲的命，不是我的。所以，与其说李世民是在夸奖裴寂，还不如说他是在警告裴寂不论你有多大的“佐命之勋”，你终究是太上皇的人，而不是我李世民的人。

裴寂不无恐惧地发现：在新天子李世民的朝廷上，自己当初的“佐命之勋”不但不再是一种值得骄傲的政治资本，反而使他成了新天子眼中的一根芒刺，随时有可能被连根拔掉。换言之，自己的荣宠到头了。

裴寂的恐惧很快变成了现实。

贞观三年正月，李世民突然颁下一纸诏书，罢免了裴寂的司空之职，削掉了他的一半食邑，并且将他驱逐出京，遣返原籍。

当然，李世民要清除裴寂这种功高望重的元勋老臣，总是要找一个理由的。

或者说要找一个借口。

这次的借口缘于一个名叫法雅的和尚。

gu903();武德年间，法雅得宠于高祖，因而能够自由出入宫禁。可到了贞观初年，法雅的这项特权被取消了，于是心怀怨恨，散布了一些蛊惑人心、影响社会稳定的“妖言”，随即被朝廷有关部门逮捕。兵部尚书杜如晦亲自审理此案。本来裴寂和这个案子根本是八竿子打不着，可杜如晦亲自审问的结果偏偏就扯上了裴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