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君主专制的深化过程，于此可见一斑。

但是反过来看，在宋代之前，尤其是汉、唐时期，相权所受到的制约无疑是最小的。

唐朝的宰相制度与汉朝相比有一个重大区别：汉代采用的是“领袖制”，即由宰相一人独掌全国行政大权；唐代则是采用“委员制”，就是把宰相的权力分散到几个相互制约的部门，由许多人共同负责；天子各种诏敕，国家一切最高政令，必须经由几个部门反复磋商，共同研讨，最后才能颁布施行，所以也可以说，唐代实行的是一种“集体相权”。

李世民知道，一个人即使贵为天子，即使英明盖世，他的能力终归是有限的，难免会犯错误。而各种小错误日积月累，就可能酿成致命的错误。在这一点上，李世民就曾对前朝的隋文帝杨坚做出这样的批评：“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形苦神，未能尽合于理。”

隋文帝可以算是一个勤政的皇帝，可他的问题恰恰就出在他过于勤政了，总是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其结果未必就是好的。

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政治智慧，李世民才能在隋朝和武德政制的基础上，创立一个更为完备，更具行政效能的新的宰相制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之所以实行三省制和集体相权，目的是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使“权重”向皇帝一方倾斜。换言之，就是皇帝要把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上。

这种观点乍一看有些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中国历史上，君权几乎从来没有明确的限制，而难能可贵的是贞观时期的政事堂恰恰对君权的范围有明确的划定。按照唐初的宰相制度，皇帝发布的任何敕令都必须经由政事堂会议集体研究通过，然后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方可送交尚书省执行。如果是皇帝直接发出诏命，没有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在当时便被视为违法，各个下级机关可以不予承认。

这就是贞观时期相权对君权的制约。

虽然相权对君权的这种制约到后来逐渐废弛，未能有效延续，可即便到了武则天当政专权的时代，这种传统却仍然深植人心。

当时发生的一起“刘祎之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时任宰相的刘祎之因不满武则天“临朝称制”，曾私下跟凤阁舍人武则天时期，中书省改成凤阁，门下省改称鸾台贾大隐抱怨，说武氏应该还政于李唐，“以安天下之心”。贾大隐随即向武则天告密。武则天大为不悦，从此怀恨于心。不久后，武则天罗织了一些罪名，颁下一道敕令，要将刘祎之治罪。敕使向刘祎之宣读敕令后，刘祎之接过敕书一看，当即不屑一顾地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旧唐书刘祎之传

武则天大怒，随后便以“拒捍制使”为名将刘祎之赐死。

这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有名的故事。刘祎之对敕使的那一句严厉质问，不仅代表着臣对君的反抗，更能充分说明贞观传统对后世所具有的深远影响。所以当相权遭到君权的侵犯后，刘祎之才能如此理直气壮地进行对抗。

尽管这种对抗是微弱而渺小的，丝毫不能改善刘祎之的处境，更不能使他免遭杀身之祸，但却足以在泛黄的史册中留下一道值得后人崇仰的光芒。

而这道光芒的源头，就是以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所共同缔造的那个制度典范。

如果说李世民实行三省制和集体相权的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强化君权，那么在唐初的宰相制度中，为何还有皇帝敕令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能生效的规定为何到了武则天当政专权的时代，宰相刘祎之仍然可以凭借这种贞观传统，公然与代表君权的武则天对抗

可见，所谓唐代皇帝是为了强化君权才分散相权的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贞观政治制度的出发点和本质精神并不在于将哪一方的权力削弱，而是在于对各方的权力进行制衡。这种制衡不仅仅存在于政事堂的宰相们之间，还存在于相权与君权之间。换言之，贞观制度最有价值、最弥足珍贵的地方，就是相权对君权的监督和制衡。

综观秦汉以降的两千年中国政治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唐初的政治制度宰相制度无论比起前后的哪一个历史时期，都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也就是说，在君主专制制度的既定框架之内，在古代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唐初贞观政治的开明程度可以说是最高的，也是最接近理想状态的。即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作为贞观时代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之一，唐初的宰相制度仍然不失其震古烁今的价值。

公平公正公开的科举制度

唐代的科举考试在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工商从业者除外，任何人只要自认为有应举的能力，就可以“怀牒自投”，向所在地的州县报考，既不需要像两汉那样经过地方官察举，也不需要像魏晋以来那样等待九品中正评定。

虽然唐代的入仕之门向全社会开放，但是其考试过程却非常严格。考生必须先通过县考、州考，然后才报送朝廷，参加礼部的大考。考试及第者并不是马上就能当官，而是仅仅取得入仕的资格而已，必须再通过吏部举行的考试，及格者才能正式授官。

吏部考试有四个条件：“身、言、书、判”。“身”是指容貌仪表，讲究的是“体貌丰伟”；“言”是指口才谈吐，讲究的是“言辞辨证”；“书”是指书法，讲究的是“楷法遒美”；“判”是一种公文判例，讲究的是“文理优长”，往往取一些州县和大理寺过去的疑难案件，“课其断决，而观其能否”，要求考生必须通晓事理，谙熟法律，如此才能明辨是非，秉公而断。也就是说，要在唐朝政府做官，除了要通过县府、州府、礼部的层层考试之外，还必须通过吏部近乎苛刻的遴选：既要长得五官端正、一表人才，又要口齿伶俐、雄辩滔滔，还要写得一手龙飞凤舞的好字，最后还得精通人情世故和法律，能够对疑难案件进行准确的研判，而且判文还必须写得文辞优美、对仗工整、言约旨远。

能通过这种考试的人完全可以称为出类拔萃，凤毛麟角。

由于吏部考试的门槛相当高，所以科举及第之后，屡试不中的人比比皆是。譬如以“文起八代之衰”著称的大文豪韩愈，科举及第后，三试吏部不中，十年犹然布衣。而这样的人绝非少数，有唐一代，进士及第后整整二十年都未能通过吏部考试，长期不能入仕为官的大有人在。

唐代科考之严，于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如此严格，它才能为国家选拔出真正的人才。

从贞观时代起，唐代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例就不断上升：唐太宗时期为34，唐高宗时期为25，武则天时期为50；及至中晚唐，宰相中进士出身者的比例更是达80以上，如武宗时期80，宣宗时期87，懿宗时期81。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

随着唐代科举制的确立、完善和全面实行，寒门庶族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平民子弟通过努力跻身于社会上层，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甚至官拜尚书、宰相。比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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