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于苑中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将,观其战斗,岂不乐哉”又说:“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假如这个活宝真的当上了大唐天子,那么不出几年,大唐王朝必定像隋朝一样立刻玩完。
不过李承乾这种人注定是当不上天子的。
他的所作所为到头来除了把自己玩死之外,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
对于这一点,有个人看得比谁都清楚。李承乾玩得越离谱,这个人就越高兴。他巴不得李承乾玩得更出格一点,趁早把自己玩死。
这个人就是李承乾的一母同胞魏王李泰。
李泰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生的第二个儿子。
也就是说,李承乾一旦被废,作为嫡次子的魏王李泰就是顺理成章的继任者。
李泰生于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从小“善属文”“多艺能”,深得太宗欢心。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年仅九岁的李泰便遥领扬州大都督一职,此后又兼任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鄜州大都督、相州大都督等重要职务,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改封魏王。
从贞观十年起,随着太子李承乾的日渐堕落和屡教不改,李世民内心的天平开始逐渐朝魏王李泰倾斜。“时泰有宠,太子承乾多过失,太宗微有废立之意。”旧唐书韦挺传
因为李泰喜好文学,所以李世民就特准他在魏王府中开设文学馆,任他自行延揽天下名士。许多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朝臣立刻意识到这是天子有意释放的一个政治信号。
当年的秦王李世民不也是通过文学馆延揽人才、树立声望,继而取代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最终登上天子宝座的吗
天子既然发出了这种政治信号,有心人当然就对魏王李泰趋之若鹜,于是“士有文学者多与,而贵游子弟更相因藉,门若市然”新唐书濮恭王泰传。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朝臣都想去攀魏王李泰的大腿。
比如魏徵、王珪、禇遂良等坚持嫡长制原则的朝廷重臣就根本不买李泰的账。
也许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李泰就暗中授意个别朝臣到天子面前告状,说朝廷三品以上的高官大多轻视魏王。李世民为了树立李泰的威信,以便他来日入主东宫,遂把所有宰执重臣召集起来,声色俱厉地训斥说:“隋文帝时代,朝廷一品以下的官员在诸王面前都要低声下气,同样是皇帝的儿子,我朝为何就不一样朕只不过是对诸王要求比较严格而已,却听说朝廷三品以上的官员因此就不把诸王放在眼里,假如朕不再对他们严格管束,诸王岂不是可以照样凌辱你们”
此言一出,以房玄龄为首的大臣们顿时满脸惊惶、汗流浃背,纷纷跪地谢罪。只有魏徵直挺挺地站着,不以为然地说:“臣以为,如今的文武百官,绝对没有人轻视魏王。从礼制上来讲,皇帝的臣属与儿子地位相等;按春秋记载,周王派出的朝廷使节,其地位甚至在诸侯之上。因此,凡三品以上者皆为朝廷公卿,就连陛下也应该对他们尊重礼敬。如果是乱世之时纪纲大坏,那当然什么话也不用说了,可如今圣明在位,魏王就断无凌辱群臣之理。隋文帝放纵诸子,让他们为非作歹,最后自取灭亡,这种榜样岂能效法”
魏徵的反驳义正词严、有理有节,李世民无言以对,只好勉强挂出一副笑容,说:“理到之语,不得不服。朕以私爱忘公义,向者之忿,自谓不疑,及闻徵言,方知理屈。”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可是,李世民的这种妥协终究只是表面上的。在心里,他实际上一直没有放弃废立之意,所以仍旧处处维护李泰。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正月,礼部尚书王珪奏称:“三品以上官员,路遇亲王车乘都要下车叩见,这不合礼制。”
李世民一听就火了:“你们一个个自以为尊贵,都瞧不起我的儿子们,是不是”
魏徵马上又站出来说:“诸王位在三公以下,如今,朝廷的九卿、八座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皆为三品官员,遇到亲王却要下车行礼,这确实不合礼制。”
这次李世民不再让步了,他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这话说得已经很露骨了。满朝文武都很清楚,天子所谓的“诸王”,其实就是指魏王。
在此,天子的废立之心已经表露无遗。
大家听了都不吭声,只有魏徵坚决不认同皇帝的说法:“自从周朝以来,皇位都是父子相继,从来没有兄弟的份,为的是根除庶子的夺嫡之心,杜绝祸乱的根源,这是人君最应该警惕的事情。”
李世民知道,储君废立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稍有不慎就会动摇国本。如果真要废黜承乾、改立李泰,必将在朝臣中遇到绝大的阻力,反对者断非魏徵一人。更何况,在目前太子尚无大过的情况下,言及废立为时尚早。思虑及此,李世民只好再次让步,批准了王珪的奏议。
尽管李世民在事关魏王的问题上一再对朝臣们作出让步,可他对魏王的宠爱依然是有增无减。
由于李泰身形肥胖,行动不利索,李世民就格外开恩,特许他入宫朝谒时可以乘坐小轿。这样的宠遇在满朝文武和所有的皇子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李泰是一个聪明人,他当然不会辜负父皇李世民对他的信任和宠爱。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李泰听从司马苏勖的建议,认为“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旧唐书濮王泰传,因而“大开馆舍,广延时俊,人物辐凑,门庭如市”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开始大张旗鼓地编纂括地志。
括地志是一部大型的地理学著作,正文550卷,序略5卷,全面记述了贞观时期的疆域区划和州县建置,博采经传地志,旁求故志旧闻,详载各政区建置沿革及山川、物产、古迹、风俗、人物、掌故等,在当时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此书历三年而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正月,魏王李泰毕恭毕敬地将此书上呈天子。李世民龙颜大悦,命人将书收藏于宫中的秘阁,对李泰和参与修撰的人大加赏赐。
自从李泰开始编纂括地志以来,李世民给魏王府的钱物赏赐就逐年逐月地增加,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太子李承乾,到贞观十六年初,赏赐达到了高峰;括地志完成后不久,李世民又命李泰入居武德殿,以便于“参奉往来”。
对于这些做法,禇遂良和魏徵等人深感不安,遂上疏直谏。禇遂良针对皇帝给魏王的赏赐过厚谏言:“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臣职在谏诤,无容静默。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见闻,不以为是。”
魏徵则针对魏王入居武德殿一事谏言:“此殿在内,处所宽闲,参奉往来,极为便近。但魏王既是爱子,陛下常欲其安全,每事抑其骄奢,不处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东宫之西,海陵李元吉昔居,时人以为不可。”旧唐书濮王泰传
gu903();面对他们的直言切谏和强烈反对,李世民在赏赐上才不得不有所节制,并收回了让李泰入居武德殿的成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