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咸亨二年正月，高宗和武后至东都就食，留李弘于京师监国。当时的宰相戴至德、张文瓘都兼任东宫的左庶子，于是受命辅佐太子。可李弘还是由于“多疾病”、精力不济而无法打理政务，所以在监国期间，实际上“庶政皆决于至德等”旧唐书孝敬皇帝传。

这一年五月，高宗又下诏，命时年十八岁的沛王李贤帮助太子处理朝政“尚书省与夺事，及须商量拜奏事等文案，并取沛王贤通判。”唐会要储君此举的主要目的固然是为了给李贤提供政治上历练的机会，但同时也从侧面表明，李弘的身体状况实在令人担忧，以至高宗不得不让李贤替太子分劳。

时至上元二年，婚后李弘的健康状况也并未因新婚之喜而有所改善。就是在这个时候，高宗向李弘表示要禅位于他，“庶其痊复，以禅鸿名”，就是说一旦太子身体有所恢复，就实行内禅；“及腠理微和，将逊于位”，这句话意思同前面一样，也是说等太子肤色稍微好看一点指病情改善，就正式传位给他。

按照上面那道制书的表述，高宗很可能是想通过这个“禅位”的好消息，让太子的心情愉快一点、振作一点，借由心境的改善促进病情的好转。可高宗万万没有料到，“天资仁厚、孝心纯确”的李弘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非但不感到快乐，反而“因兹感结，旧疾增甚”，也就是因不忍父皇为他逊位而产生极大的伤感，导致病情更加严重，以至“俄迁上宾之驾”，突然就去世了。

鉴于李弘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种病恹恹的状况，加之李唐朝廷又以高宗名义发表了官方声明，宣称李弘是因病而亡，所以唐实录就对此做了模糊处理，只用了“暴卒”这种耐人寻味的字眼，没有明说李弘是怎么死的；而旧唐书中的李弘本传，除了把高宗的这道制书客观地记录下来之外，就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事实上也并未说明李弘的死因。

然而，几乎就在朝廷发表官方声明的同时，民间关于李弘之死的另一个版本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李弘的亲生母亲武后。

大多数的人认为是武后毒死了李弘。比如资治通鉴就称：“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此外，如旧唐书中李弘本传以外的其他传记以及唐会要唐历新唐书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上也都持这种看法。

其中，旧唐书肃宗诸子列传唐会要追谥皇帝这两种史料，都记载了中唐名臣李泌与唐肃宗的一段谈话，明确认为是武后鸩杀了李弘：“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

成书于中唐时期的唐历也称：“弘仁孝英果，深为上所钟爱，自升为太子，敬礼大臣鸿儒之士，未尝居有过之地。以请嫁二公主，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所谓“不以寿终”，实际上就是死于非命。

新唐书的记载更是毫不含糊。该书的则天武皇后传直截了当地说：“后武后怒，鸩杀弘。”高宗本纪也说：“己亥，天后杀皇太子。”孝敬皇帝传称：“后武后将骋志，弘奏请数拂旨。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薨。”

李弘死后，大唐帝国的储君位子并没有虚悬太久。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六月，也就是李弘暴亡的两个月后，有个人立刻补上了这个空缺。

他就是高宗和武后的次子雍王李贤。

这一年，李贤二十二岁。

相对于多愁善感、体弱多病的故太子李弘而言，新太子李贤的出现顿时让朝野上下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李贤和他那病恹恹的大哥截然不同，他身体强健、文武双全，是一个标准的阳光男孩。

不过此时的李贤并不知道，无论他过去的生命有多么阳光，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很快就将被一团巨大的阴霾所笼罩。

因为他坐上了大哥李弘曾经坐过的位子，所以他必然也要面对李弘曾经遭遇的命运。

一场新的噩梦开始了。

扫除最后的障碍李贤

据说李贤天性聪敏，很小的时候就已熟读尚书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并能背诵古诗赋数十篇，有“暂经领览，遂即不忘”的本领。由于他勤奋好学，腹有诗书，所以自然也就“容止端雅，深为高宗所嗟赏”。

上元二年六月，李贤刚刚继任太子，高宗旋即命他监国。

在治理朝政方面，新太子的经验固然是不及一生中七次监国的故太子李弘，但是李贤的表现也并未让朝野失望。在监国期间，史称其“处事明审，为时论所称”。高宗喜出望外，很快便降下一道手诏，对李贤大加褒扬，说他“自顷监国，留心政要。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网所施，务存于审察。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他在施政中既能做到宽厚公正，又不失精明审慎；而且表扬他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还能用功读书等等。总之，新太子的各方面表现都让高宗十分欣慰，所以在手诏的最后，高宗还特意强调了八个字“家国之寄，深副所怀”旧唐书章怀太子传

在此，高宗的满腔殷切之情溢于言表他迫切希望李贤能够在政治上尽快成熟起来，以便早日接班。

高宗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迫不及待，是因为李弘之死对他造成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高宗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刚刚把李弘培养成一个朝野公认的合格接班人，可他却说没就没了。这不仅让高宗多年的努力全部白费，而且给东宫造成了一个青黄不接的权力真空。所以，此时摆在高宗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重新打造一个储君一个让文武百官和朝野上下都能服膺并拥戴的合格储君

为了尽快达成这个目标，高宗在上元二年的八九月间，亦即李弘刚刚下葬之后，马上对宰相班子实际上就是东宫班子作出了调整：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同三品，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如故。

显而易见，整个宰相班子及故太子弘的原班人马，现在已经全部转为新太子贤的东宫属官。朝野上下都看得出来，以高宗培养李贤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新太子贤必将很快入继大统、登基为帝。

然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却几乎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这就是至今仍然令人百思不解并且众说纷纭的“高宗逊位”事件。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四月，高宗忽然向宰相们提出，准备让武后“摄知国政”，实际上就是打算逊位给天后。

gu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