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行俭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他才知道，高宗之所以一反常态，原因是宰相裴炎对他进了谗言。

裴炎是这么对高宗说的：“此次大捷并不是裴行俭的功劳，而是副将程务挺和张虔勖北上进逼阿史那伏念，加上漠北的回纥人向南压迫，阿史那伏念走投无路，这才投降，并不是裴行俭真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

就在裴炎的这几句话中，裴行俭平定东突厥的功劳被一笔勾销。

那么，裴炎为什么要跟裴行俭过不去呢

原因很简单此时的裴炎并不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另外一个人。

谁

武后。

众所周知，从咸亨年间开始，武后就一直试图与宰相分权，并且处心积虑地向宰相班子渗透自己的势力，像裴炎、薛元超等人就是她一手提拔的。可这些年来，武后的老政敌裴行俭却成了满朝文武中风头最健的人，无论是经略西域、整顿边务、改革吏治还是出征突厥，每一次出手都令人刮目，每一回表现都可圈可点，论其资历、功勋和声望，已经完全具备了拜相的资格，随时有可能入相。

对此，武后当然不能无动于衷。一旦裴行俭拜相，肯定会成为她权力之路上的最大障碍。所以她必须未雨绸缪，尽一切可能对他进行打压

裴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面的。而高宗未经调查，便听信了裴炎的一面之词，认为阿史那伏念并非真心归降，于是断然下达杀降的命令。可怜阿史那伏念这五十多人，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成了大唐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他们被斩的那一天，裴行俭仰天长叹：“浑、浚争功王浑，西晋大将，因在平吴战争中被部将王浚夺得头功，便愤然与其争功，故而备受后世讥讽，古今所耻。但恐杀降，无复来者。”资治通鉴卷二○二

裴行俭的意思是：他不会像小肚鸡肠的王浑那样与自己的部下争功，所以，无论此次大捷的功劳算在谁的头上，他都不会在乎。他唯一担心的只是大唐如果开了杀降的先例，日后恐怕就无人敢来归附了。

经过这件事，裴行俭颇有些心灰意冷，从此称疾不出，主动淡出了政坛。

就像裴行俭所担心的那样，杀降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第二年，亦即永淳元年公元682年春，这种恶果就初步显现出来了西突厥的一个酋长阿史那车薄率十姓部落发动了叛乱。

危急时刻，高宗再次想起了裴行俭，慌忙任命他为西征军统帅，准备让他率领右金吾将军阎怀旦等人，分兵征讨西突厥。

然而，就在大军即将出征的前夕，一代名将裴行俭就因病去世了，终年六十四岁。

裴行俭的去世，对战事方殷、外患频仍的大唐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平定西突厥的重任，就此落到了裴行俭先前培养起来的一位重要将领、时任安西都护的王方翼身上。

阿史那车薄起兵之后，首先进攻弓月城今新疆霍城县，王方翼立刻率部驰援，在伊丽水伊犁河大破西突厥叛军，斩首千余级。稍后，西突厥的三姓咽面部落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东又与阿史那车薄联手，叛军的势力顿时更加强大。

不久，王方翼率部与西突厥联军在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展开了一场大型会战。在激烈的交战中，一支流箭射穿了王方翼的手臂，王方翼用佩刀砍下箭杆，继续与敌人激战，连左右亲兵都不知道他已负伤。

经过热海会战，阿史那车薄充分领教了王方翼的厉害，知道自己远远不是他的对手，于是想出一计。由于当时王方翼麾下有一部分外族士兵，所以阿史那车薄就暗中派人与他们联络，唆使他们发动兵变，生擒王方翼。

可是，阿史那车薄的小动作并没有瞒过王方翼的眼睛。他随后便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把企图发动兵变的那些头目都召集起来，然后又谎称要赏赐财物，让念到名字的人到帐外去领赏。这些人根本没意识到其中有诈，当即兴高采烈地排队出去领赏。而王方翼早已命刀斧手准备在帐外，出来一个就干掉一个，一共杀了七十余人。在动手的过程中，王方翼还命人在一旁敲锣打鼓，以防参与叛乱的士兵听见动静。所以，直到所有头目都被送进了鬼门关，这些士兵还是毫无察觉。等他们最后明白过来时，已经全部成了俘虏。

肃清内部之敌后，王方翼随即兵分数路，对阿史那车薄和咽面部落发起了总攻。此时阿史那车薄正在信心满满地等待着王方翼被俘的消息，所以完全放松了警惕，被唐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军队迅速崩溃。这最后一战，唐军基本上将西突厥联军悉数歼灭，仅生擒的叛军酋长就多达三百余人。

这场来势汹涌的叛乱就这么被王方翼平定了。

当时因为裴行俭病逝，朝廷重新任命阎怀旦为主帅，准备让他率领西征军去平定叛乱。可阎怀旦尚未出发，王方翼的捷报便已传回了长安。

高宗大喜过望，旋即征召王方翼入朝。许多人都认为，王方翼此次入朝，肯定是去接受嘉奖和封赏的。

可令人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接见王方翼的时候，高宗发现他的衣服上渗出了血迹，连忙问他原因。王方翼解开衣襟，露出手臂上的箭伤，据实禀告了热海苦战的经过。

高宗看着那个流血的伤口，不住地叹息。

然而，高宗也只能叹息而已。

因为王方翼是被废的王皇后的族兄，一直深受武后嫉恨。碍着这层关系，高宗当然不敢为王方翼论功行赏，更不敢予以重用。

就这样，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的王方翼千里迢迢地回到长安，除了听到天子的几声叹息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

王方翼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最注重裙带关系的中国社会，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够飞黄腾达的最首要因素，往往是他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出身，其次才是能力和业绩。换句话说，“又红又专”这种人才评定标准，并不仅仅是二十世纪极左时代的产物，而是几千年中国社会一直就有的东西。

当然，“红”的具体内容是因时而异的，在古代是要看你的家世背景，在革命年代是要论你的革命资历，而在今天，则要看你上头是不是有人。可无论“红”的具体内容如何演变，有一点是万变不离其宗的，那就是总有一种让你很无奈又很无力的东西，会始终凌驾于你的“专业能力”之上

永淳元年四月，西突厥的二次叛乱刚刚平息；十月，东突厥的第三次叛乱旋即爆发。

这就叫此起彼伏、前仆后继，这就叫按下了葫芦又起了瓢。

这次叛乱是由东突厥残部的一个酋长阿史那骨咄禄和阿史德元珍发动的，他们召集残部，占据了黑沙

gu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