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他动手，一个又一个打击东宫的机会就自动送到了他面前。李林甫随即命吉温负责此案。吉温的效率出奇地高，一下子就把流言的始作俑者逮住了。

让太子李亨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这个流言的制造者竟然是他的连襟、杜有邻的另一个女婿柳勣。此人生性疏狂，一直和杜有邻关系不好，所以总想找机会整治老丈人。可谁也没想到，这小子竟然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出此阴招真是让太子李亨欲哭无泪。

李林甫又一次无声地笑了。

都是你们自家人窝里斗，可别怪我李某人心狠手辣

很快，吉温就把柳勣、杜有邻全部捉拿归案，并且通过柳勣株连了裴敦复、李邕、王曾等一大批朝野知名的官员。

天宝五年年末，吉温拿到上述这些人自诬有罪的口供后，便将他们全部杖杀于大理狱，并奏请玄宗，将他们的妻儿子女全部流放边地。

幸运的是，到最后，吉温也没有真正掌握对太子不利的证据，所以也无法证明太子有罪。可尽管如此，太子李亨还是吓破了胆，赶紧宣布与杜良娣离婚，以此洗刷自己的清白。

杜良娣旋即被逐出皇宫，贬为庶人。

不到一年时间，李亨就接连陷入两起大案，失去了两个妻子，同时丧失了一大批亲信，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光杆司令。当太子当到这个份上，实在是有够窝囊。

不过，在李林甫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罗钳吉网”之下，李亨能保住太子之位和一条性命，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上帝保佑了，其他的一切，他都不敢顾及，也无力顾及了。

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春，李林甫乘胜追击，在奏请玄宗同意后，派出以罗希奭为首的一大批酷吏，分道前往韦坚兄弟和皇甫惟明的贬所和流放地，将他们全部赐死。罗希奭从京师一路走到岭南，所过之处，凡是因韦坚案和杜有邻案而遭牵连的所有官员全部人头落地，“州县且闻希奭到，无不惶骇”。旧唐书李适之传

罗希奭经过宜春时，李适之风闻杀人魔头来了，为了保住最后一丝尊严，只好喝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杯酒毒酒。

李适之死后，他的儿子李霅护送父亲的灵柩北上，准备运回长安安葬。可刚刚走到洛阳，就被李林甫派出的酷吏截住了，然后又被胡乱安了一个罪名，活活杖死于河南府衙。

可怜李适之堂堂宰相，父子二人竟然双双死于非命，并且死无葬身之地。

当时，像李适之这样自我了断的人不在少数。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个就是当年被玄宗清除出朝的功臣王琚。自从开元初年被贬谪后，王琚辗转了十几个州，始终只能担任地方刺史和太守，一直没有机会回朝。王琚看破了，索性放开手脚纵情享乐，每到一地任职，除了贪污受贿就是花天酒地，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可是，就连这么一个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半点野心和能量的人，李林甫还是没有放过他。不为别的，只因为李林甫认为此人“负材使气”，看上去很不顺眼，于是就趁此大肆株连之机把他贬为江华今湖南道县司马。罗希奭途经江华时，王琚也和李适之一样，不愿死于酷吏之手，企图饮鸩自尽，可惜命大，没死成，只好改成上吊，这才终结了自己的性命。

通过韦坚谋反案，李林甫将朝野上下亲附太子的势力几乎连根拔起，对东宫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然而，太子的地位却依旧岿然不动。

李林甫当然不会善罢干休。

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找到一个最佳的突破口。

天宝六年的冬天，上一轮打击才刚刚平息下来，李林甫就再一次出手了。这一次，他锁定的对象是天宝初年帝国最耀眼的一颗将星王忠嗣。

将星陨落：石堡城事件

王忠嗣，初名王训，太原人，出身于军旅家庭，父亲王海宾是开元年间抗击吐蕃的一员骁将，官任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以骁勇善战闻名于陇西一带。开元二年七月，唐军与吐蕃军队在渭州今甘肃平凉市附近进行了一场大规模会战，王海宾任先锋，在渭州西面的武阶驿与敌军遭遇，经过一番苦战，大破吐军前锋，杀获甚众。

吐蕃军队迅速反扑，出动主力将孤军深入的王海宾部团团包围。形势危急之时，后方的唐军诸将因嫉妒王海宾的军功，竟然全都按兵不动。王海宾力战多时，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殉国。其后，唐军主力才乘势发动反攻，大破吐蕃军队，斩首一万七千级，缴获战马七万五千匹、牛羊十四万头。

战后，玄宗感念王海宾的忠勇，追赠其为左金吾大将军。

王海宾为国捐躯的这一年，王训年仅九岁，玄宗就把他接到了宫中抚养，并授予朝散大夫、尚辇奉御之职，赐名忠嗣。正所谓将门出虎子，王忠嗣长大后，为人英武沉毅，稳重寡言，并熟读兵书，谋略过人。玄宗经常召见他，与他谈论兵法，王忠嗣“应对纵横，皆出意表”，玄宗不禁赞叹：“尔后必为良将”旧唐书王忠嗣传

开元中期，王忠嗣进入军界，先后效力于河西节度使萧嵩、朔方节度使李祎麾下，因勇猛善战，屡立战功，历任河西讨击副使、左威卫将军、代州都督等职，赐爵清源县男，并赐紫金鱼袋。开元末，因军功显赫升任河东、朔方节度使。天宝元年，又兼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都督，其后率部北伐突厥，数战皆捷，致使“塞外晏然，虏不敢入”。随后因功加授左武卫大将军。

天宝四年，又兼摄御史大夫，进爵清源县公。

王忠嗣年轻时颇以勇猛善战自负，但是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尤其是在担任节度使之后，其性格中沉稳持重的一面就显露出来了。他常说：“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旧唐书王忠嗣传

很显然，王忠嗣并不是一个好勇斗狠、头脑简单的武夫，而是一个拥有政治眼光的军事家。他深知，战争只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手段，并不是军人从军的唯一目的，更不能作为个人捞取功名利禄的工具。换言之，作为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他并不缺乏勇悍的作风，但是作为一个身兼数职的封疆大吏，他就必须从政治、经济、国防、民生等多个角度，全面而理性地看待战争。

王忠嗣有一张重达150斤的漆弓，但从来不用，一直藏在袋子里，目的就是为了表明自己决不轻易使用武力。不过王忠嗣也知道，他手下的很多官兵都渴望建立军功，普遍存在好战情绪，不见得能理解他的思想，因此，王忠嗣并没有一味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而是经常在必要的情况下主动出击。

但是，王忠嗣从不打无把握之战。每次出战之前，他都会派出大量间谍深入敌境，详细掌握敌方的各种情报，然后制订极具针对性的作战计划，最后再发兵奇袭。如此一来，不仅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己方伤亡，而且几乎能够做到每战必胜。在这种有勇有谋的长官手下打仗，官兵们当然都非常乐意。

然而，尽管王忠嗣的军事思想于兵、于民、于国都是有利的，可却与另外一个人的军事思想产生了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