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成德军，部众就不战自溃，哗然四散了。逃跑的部众大部分投到了史宪诚麾下。

万般无奈的田布仅带着中军八千人黯然返回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东北。

数日后，田布召集众将，打算整编部队再次出征，众将当着他的面断然拒绝，说：“大帅如果能按河朔的老规矩办事割据，我们就算死，也会尽力效忠；可要是去打成德，我们绝不奉命。”

就在这一刻，田布彻底绝望了。

他自觉讨伐无功，又镇不住这些骄兵悍将，再也无颜面对朝廷，遂留下一封遗书，在父亲田弘正的灵位前挥刀自尽了。

史宪诚听到消息，不禁喜上眉梢，对将士说：“一切遵照河北的老规矩行事”随即自立为魏博留后。

正月十六日，田布自杀、史宪诚自立的消息传到了长安。

十七日，穆宗朝廷还没来得及弄清魏博到底发生了什么，便匆忙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史宪诚为魏博节度使。

仅仅一天，穆宗和他的宰相们便又向叛乱藩镇作出了妥协。

眼见朝廷如此迫不及待地妥协，史宪诚在大喜过望、受宠若惊之余，恐怕就只有鄙夷和窃笑了。

到了二月，深州被围已经半年多，朝廷的裴度、李光颜、乌重胤等部共计十余万大军从三面救援，皆因粮草不继而无法前进，士卒每天分配到的粮食只有陈米一勺百分之一升。眼看深州沦陷在即，而中央财政已无力支撑，穆宗朝廷只能再次妥协。

二月初二，穆宗下诏任命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希望他能主动退兵，解除深州之围。

至此，卢龙、魏博、成德悉数脱离中央，重新回到了割据状态。从这一年起，直至唐朝覆亡，河朔三镇再也没有被收复过。

在中晚唐历史渐行渐弱、一波更比一波低的k线图上，如果说“元和中兴”是下降趋势中的一次超跌反弹，那么穆宗的长庆二年，基本上可以视为新一轮暴跌的起点。

而此刻的河北，也就有了放量大涨的动能和屡创新高的空间。

是的，当养尊处优的长安在历史的宿命中日渐萎靡和堕落，就再也没人可以阻止河北的野蛮成长了。

元稹的仕途：官场就是一张网

平心而论，此次镇压河北叛乱，穆宗朝廷已经算是很尽力了。比如从兵力上来说，前后共计出兵十七八万，主帅又是能谋善断、久负盛名的前宰相裴度，麾下将领李光颜、乌重胤也都是当世名将，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可结果为什么还是丧师费财、劳而无功呢

如果拿这个问题质问穆宗君臣，他们肯定会强调两个客观原因，其一、朝廷囊中羞涩，国库日渐空虚，难以支持旷日持久的战争；其二、老天爷太不给力，接连不断的恶劣天气阻断了补给线，导致前线粮草不继，仗自然没法再打下去。

不能不说，上述客观因素确实存在。但是，如果仅仅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客观，那么所谓的经验教训也就无从谈起，后人研究历史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从主观上来说，穆宗朝廷至少犯了三个严重错误。

第一，穆宗君臣目光短浅，对未来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预判，从而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当时，穆宗刚一即位，宰相萧俛、段文昌就向他提出，既然天下已经太平，就没必要保留太多军队，所以应该按每年百分之八的比例实施裁军。穆宗李恒是个玩乐天子，对政治军事一窍不通，更没有兴趣深究，一听此言，当即予以实施。于是，被裁汰下来的那些大兵找不到出路，就啸聚成群，落草为寇。后来，河北叛乱爆发，这些人便纷纷投奔朱克融和王庭凑；反之，朝廷军队则面临严重缺员的局面，不得不临时招募一些无业游民仓促上阵。结果，叛军麾下都是训练有素的百战之兵，而朝廷这边则是一帮从没打过仗的乌合之众，双方优劣立判。在此情况下，不管裴度怎么运筹帷幄，也无论李光颜和乌重胤如何神勇过人，都挽回不了注定的失败。

第二，朝廷为了控制军队，向前线派出了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监军宦官，导致将帅的军事行动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和牵制。

本朝历史上，利用宦官制约武将的先例是从乾元元年创下的。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后期，唐肃宗李亨为了毕其功于一役，集结了数十万重兵，准备一举歼灭盘踞在邺城的安庆绪。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肃宗就发明了一个“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的头衔，授予了宦官鱼朝恩，让他担任实质上的统帅。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邺城之战遭遇惨败，六十万大军顷刻之间星流云散。尽管有此前车之鉴，可后来的大唐天子还是旧习未改，仍旧对宦官情有独钟。比如宪宗一朝，就屡屡因为宠幸宦官而在战场上吃了大亏，后来由于裴度指出了症结所在，及时召回了监军宦官，才有了李愬的“雪夜袭蔡州”和淮西大捷，也才有了随之而来的“元和中兴”。然而，到了穆宗这一朝，一切又都恢复原样了。监军宦官依旧在战场上指手画脚，偶有小胜则飞书报捷，自以为功，打了败仗就乱扣黑锅，归罪诸将。更有甚者，有些宦官还把部分精锐士兵挑选出来，充当自己的卫队，而把剩下的老弱残兵推上战场。有这样的一帮瘟神在左右战局，朝廷的胜利又从何谈起呢

第三，也是最致命的问题穆宗朝廷不仅派遣宦官去制约将帅，而且本身更喜欢对千里之外的战场指手画脚。

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致使前线将士“不知所从”。很多时候，朝廷会不顾前线的具体情况，“不度可否，唯督令速战”。魏博节度使田布之死，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朝廷造成的。

鉴于上述三个原因，穆宗朝廷输掉这场战争也可以算是自取其咎、罪有应得了。

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穆宗君臣在这几年中的政治表现，也许只能用下面这八个字天子昏庸，宰相无能。

自从穆宗即位，先后登场的宰相有萧俛、段文昌、崔植、杜元颖、王播。对于这几个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一句评语，叫“皆庸才，无远略不知安危大体”。

这样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到了长庆二年春，萧俛、段文昌已陆续离开相位，宰相班子还有崔植、杜元颖、王播三人。

崔植，元和十五年八月入相，以前的职务是御史中丞；杜元颖，长庆元年二月以户部侍郎衔入相，此前是翰林学士。这两人都没有什么突出才干，上位后也是庸庸碌碌，无可称道。而最后入相的王播，更不是什么好鸟。

此人本是西川节度使，靠巴结宦官得以回朝，故而颇受朝议抨击。前任宰相萧俛就是因为看不惯此人才愤然辞职的，但穆宗对王播却极为宠幸，一回朝就任其为刑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

王播一贯善于钻营拍马，当然不会令穆宗失望。一当上盐铁转运使，王播马上大事聚敛，对民间的茶叶经营课以重税，“每百钱加税五十”，惹得言官们纷纷上疏，极力反对。可穆宗一看王播生财有道，对他愈加赏识，没过多久就让他入相了，并且仍然保留他的盐铁转运使之职。王播上位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向穆宗献媚，“专以承迎为事，未尝言国家安危。”

显而易见，穆宗登基后任命的宰相，没有一个令朝野满意，更无一人能以天下为己任，比起宪宗朝的宰相，可谓相去不啻霄壤。

长庆二年二月，也就是河北战事刚刚以妥协告终的时候，穆宗又任命了一个宰相。

gu903();此人很有才，诗写得很牛，在唐代诗坛上拥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一生写下的诗歌数以千计，其中就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等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