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了王安石的提问之后，接着就是刘晏提问了，留言提问的是海瑞的事情，他要玄影他们告诉他海瑞的刚性，于是擎宇便在一番思索之后回答了出来：明朝嘉靖年间，社会风气腐败。达官贵人经州过县，除了酒肉招待之外，还要送上厚礼。那礼帖上写的是“白米多少石”、“黄米多少石”。但其实，这“白米”、“黄米”都是隐语，指的是白银多少两、黄金多少两。这样的风气蔓延开来，连一些公子衙内路过，地方也要隆重接待。一天，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带着一队人马来到淳安。驿站官员不知道来者是谁，接待上稍有怠慢，惹得胡公子大怒，当场命令家丁，把驿吏五花大绑，吊在树上，用皮鞭狠狠抽打。淳安知县海瑞听说后，马上赶到驿站，见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如此无法无天之举，顿时义愤填膺。他大喝一声：“住手”立即命令给驿吏松绑。胡公子的手下见“半路杀出了程咬金”，呼啦一下把海瑞团团围了起来。胡公子趾高气扬，挥着马鞭，说：“你知道大爷是谁吗”海瑞理直气壮、义正辞严，指斥道：“不管你是谁，都不准在我管辖的地方胡作非为”胡公子手下的家丁威吓说：“狗官，你瞎了眼这是胡总督胡大人的公子”海瑞一听，心中早已有谱。他冷冷一笑，说：“哼，以往胡大人来此巡查，命令所有地方一律不得铺张。今天看你们如此行装威盛，如此胡作非为，显然不是什么胡大人的公子，定是假冒的”说时迟那时快，海瑞挥手喝令将胡公子捉下，驱逐出境，并把他沿途勒索的金银财物统统充公事后，海瑞马上给胡宗宪修书一封，一本正经地禀告说：“有人自称胡家公子沿途仗势欺民。海瑞想胡公必无此子，显系假冒。为免其败坏总督清名，我已没收其金银，并将之驱逐出境。”

胡宗宪是一代抗倭名将，他收到信后并不怪罪海瑞。就这样，海瑞巧妙地制服了胡公子的巧取豪夺。

海瑞一生刚正不阿，在老百姓当中流传着这样一段称颂他的歌谣：“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柔，真是铮铮一汉子”

“不吐刚茹柔”，意思是不吐出硬的、吃下软的。它高度评价了海瑞不吃软怕硬的硬骨头精神。

在回答了刘晏的提问之后，紧接着又是海瑞的提问，而海瑞提出的问题是于成龙的乱世重典。在听了这个问题之后，擎宇几乎是没有思索就直接回答了出来：罗城百废待举，首要在于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三年之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于成龙的突出治行受到两广布政使金光祖的重视，罗城被评为全省治理的榜样。康熙三年1664年春，金光祖升本省巡抚，就地方施政征询于成龙的意见。对此，于成龙曾两次条陈，针对广西地方施政的各方面，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主要内容有：一澄清地方吏治；二“弭盗”与“慎刑”；三推行“抚”字催科；四减轻百姓负担，疏盐行、除灾耗、清杂派；五改善民族关系等等。这些建议是适应统治者的需要提出的，但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民众的利益，表现了他的敢于言事和不怕风险的勇气。

在听了擎宇的回答之后，于成龙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曾国藩的，于成龙问的是曾国藩的文学成就和军事功劳，于是在一番思索之下，玄影他们很快的就想出了答案：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赞。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创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咸丰四年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吃败战，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后沉静自省，重整旗鼓，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咸丰八年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如虹；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曾国藩入南京后，信守对将士们的诺言，「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李圭：思痛记曾国荃杀人如麻，纵兵焚城，「雪帅」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

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明，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亦使湘军威震天下。由此，战乱各省纷纷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风，后人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

在回答了于成龙的问题之后，再来就是曾国藩的提问了，曾国藩提问的问题是关于李鸿章的，问题是这样的，“李鸿章的功过有很多，不过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外交能力，所以我想知道他的外交事件。”听了这问话之后，玄影只能开口慢慢的诉说了起来：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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