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善后工作，主要就是交换战俘。

在这个问题上，黄峙博遇到了麻烦，或者说搞出了一些麻烦。

因为联军归还的战俘与提交的战俘名单不符，黄峙博差点撕毁停战协议，把数十万大军放到停火线上，以再次开战威胁联军严格履行停战协议中，与战俘有关的条款，即彻底全面的遣返所有战俘。

这件事，在当时闹得很大。

到最后才搞清楚，不是联军不肯遣返战俘，而是在战争结束前，部分战俘因为伤势过重等原因，死在了战俘营里，没办法遣返。

只是，黄峙博不依不饶，要求联军提供已亡战俘的遗体。

问题是，有些战俘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就已病故，联军没有保留战俘遗体，很多都在战俘营里火化掉了。

虽然这件事情到最后得到了圆满解决，即联军向身亡战俘的家属支付抚恤金，但是受这件事影响，直到二零一七年圣诞节前，最后一批美军战俘才走过临川江大桥，跟家人一起过了四年来的第一个圣诞节。

回国后，黄峙博的麻烦也不少。

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他在当上副总参谋长之后引发的人事问题。

当上副总参谋长之后，黄峙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用志愿军中的优秀官兵。在第一个月内，他就签发了近五千份人事任命书，还为大约两千名军官颁发了晋升令，一大批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卓越的官兵，特别是年轻军官得到晋升与重用，而且均在接下来半年之内，走上了重要岗位。

当时，仅总参谋部就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岗位换人。

在基层部队，情况更加不用多说。参战的八个集团军中，从少尉排长到少将司令，几乎所有军官都上过战场。为了奖励那些有功将士，黄峙博还联系十多所军校，开办了十几个军官速成班。到二零一六年六月底，至少有两万五千名士兵在学习了一年的理论知识后就被破格提拔为基层军官。

这种事情，在以往肯定无法想像。

要知道，一名合格的少尉军官，至少要在军校里学习三年。如果是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学员，还得学习四年。

一年，能学到什么东西

当然，这不是问题，第二次朝鲜战已经证明，战场就是最好的课堂，实战经验就是最好的课本。

问题是，一下提拔了这么多军官，意味着有同等数量的军官要被裁减。

要知道，黄峙博搞这些事情之前，傅秀波已经宣布，将裁减掉在组建志愿军时扩充的军事力量。

既然参战的得到了重用，那么没能上战场的，自然就该退役了。

显然，这绝对不是小事。

基层还好说，毕竟未参战部队的基层军官在退役后，还能到预备役部队、即武警继续服役。此外，按照黄峙博的安排，在军方主动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将支付给裁减官兵一笔可观的补贴。

拿着这笔钱，士兵可以回家营生，军官可以回学校深造。

真正受到威胁的，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将军。

第二次朝鲜战争结束时，志愿军新增了近两百名将军，而按照傅秀波的承诺，志愿军的军衔具有合法性。

也就是说，这些新生将领回国后，也是将军，而且会得到黄峙博重用。

最先倒霉的，就是总参谋部的将领。

在五十多名将领中，只有四人留用，而且这四人都是在战争期间，协助陆风烈负责志愿军的战略后勤保障工作，为志愿军做了很大的贡献。

这下，被裁退的将军不干了。

虽然按照陆风烈做出的承诺，所有提前退役的将军都能享受到现役待遇，不但能够保留军队提供的住房，还能按时领到全额津贴，连配备的专车、警卫员等等都一并保留，只是不能留在北京。但是这些安抚工作，并没收到预期效果，毕竟能够当上将军，都不会在乎那点津贴福利。

从某种意义上讲，将军的最大利益并非法定待遇。

此外，对于在军队里服役了几十年的将领来说，钱根本不是问题，很多将领在乎的是当权者的优越感。

让这些将领退下来，不出事才怪。

可是，黄峙博没有收手。在副总参谋长的位置上坐稳之后，他由盯上了各大军区，在半年之内把七大军区的高层都更换了一遍。

结果，必须提前退役的将军不是五十来人，而是近两百人。

用“捅了马蜂窝”来形容黄峙博做的事，一点都不过分。

二零一六年底，军内刮起了“倒黄风波”，近四百名将领联名上书，要求撤消黄峙博的副总参谋长职务。

这件事闹得很大，搞得陆风烈与傅秀波不得不亲自出面安抚。

还好，除了得到了陆风烈与傅秀波的支持之外，十八个集团军中，参加了第二次朝鲜战争的八个集团军都支持黄峙博搞改革，而这八个集团军又是王牌部队，在编制规模、装备水平等方面均优于除第三十八集团军之外的其他九个集团军，等于半数以上的军人、特别是基层官兵都站在了黄峙博这边。

只是，在这件事后，黄峙博不得不暂时停止人事调动。

用陆风烈的话来说，一下搞得太狠，恐怕要伤筋动骨。

麻烦，不仅仅来自内部，还有外部。

东海问题不说了，在其他战略方向上，同样是麻烦不断。

二零一七年初，更名后的“黄帝”号航母战斗群被黄峙博派往南海舰队，名义上跟南海舰队与广州军区搞对抗训练，实际却是去威慑在南海问题上越走越远的越南。因为就在二零一六年底，越南与三家美国企业签署了共同开发南海油气资源的合同，其中近一半的勘探与开采区为中越争议海域。

仅仅威胁一下越南，也还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