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付的国际粮食期货价格一度逼近二零三六年初的最高点。

当然，这也不能排除炒作因素产生的影响。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杜小蕾在二月二十七日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

她是自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第一位正式访问印度的中国外长。

在新德里，杜小蕾向印度总理辛塔提出“以土地换粮食”，即印度归还藏南地区，驱逐反叛流亡份子，中国则在二零三九年为印度无偿提供六千万吨粮食，还可以根据印度的实际行动速度，扩大援助规模。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建议。

以二零三九年三月份交付的粮食期货为准，六千万吨粮食的市值在一万亿美元以上，相当于印度在二零三四年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七十，而印度侵占的藏南地区，在今后两百年内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印度在二零三九年仍然有大约一亿吨的粮食缺口。

当然，这还是保守估计，即印度在当年三季都实现大丰收，不然粮食缺口将更大。

与巨大的缺口相比，国际社会承诺的援助配额只有可怜的一千五百万吨，而从国际市场上采购，印度又没有如此雄厚的资本。当时印度能做的，就是拿国内产业去交换粮食，甚至出售了部分国营企业。

仅在二零三八年，印度为了换取美国的粮食，出售了百分之六十的国营企业，另外向美国企业开放了电力、电信、供水、铁路等国营垄断行业。在短短三个月内，美国企业掌握了印度百分之七十的电网、百分之六十的通信网络、百分之四十的城市供水与百分之四十五的铁路经营权。为此，美国企业仅仅支付了大约一亿吨粮食。在二零三四年之前，这一亿吨粮食的市场价值在七百亿美元左右，而印度转让的国营资产与国家基础设施的市场总价值高达数万亿美元。

可以说，为了填饱肚皮，印度把家当都变卖掉了。

印度总理辛塔不是傻蛋，非常清楚这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意味着，要不了多久美国企业就能操控印度政局。

事实上，在二零三九年初，出售国有资产与国家基础设施专营权的弊端就暴露了出来。

比如在一月初，负责为新德里供水的三家水厂就集体宣布涨价百分之十五，而这三家水厂的大股东都是美国企业。同一个月，印度国会否决了印度铁路公司提交的涨价方案，而印度铁路公司百分之五十四的股份掌握在美国企业手里。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些已经被美国企业收购与掌握的印度国营企业、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就将成为美国财团压榨印度人、剥削印度的工具。

问题是，美国企业的这些行为，都不为民众所知。

物价暴涨之后，背负骂名的是印度政府。

与之相比，杜小蕾的提议更加现实，因为不用损失长远利益，可是也更加不现实，因为不可能做到掩人耳目。

当时，辛塔明确提出，如果交换土地，中国就应该将西部边境的两万平方公里土地归还给印度。

显然，杜小蕾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提议，因为这两万平方公里土地在巴基斯坦控制之下。

谈判进行得很艰难，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三月底，印度春粮大丰收，二零三九年粮食增产工作成功迈出第一步。

俗话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在春粮大丰收之后，印度更是底气十足。

四月初，印度外长回访北京。黄瀚林亲自出面，并且再次提出“以土地换粮食”，结果被印度外长直接拒绝。

当然，印度外长不是专程回访，而是希望中国能够增大援助配额。

会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可以说是不欢而散。

到了四月份，因为南亚各国都实现了春粮大丰收，所以国际粮价开始下降，恐慌情绪有所减缓。

对中国来说，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当时，已经有科学家预测，全球性粮食危机将在二零四零年结束，粮价将回落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上。虽然在国际粮食市场上，中国因为掌握了最先进的技术，将成为真正的霸主，而依然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将因为生产效率低下而被挤出国际舞台，但是在粮食供大于求的大背景下，粮食的战略价值将大幅度降低，中国的获益不会很多。

事实上，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全球人口急剧减少。

虽然当时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根据一些国际机构预测，到二零三九年底，全球人口总量将减少到五十亿以内。这还是较为乐观的估计，因为拥有近三十亿人的非洲在过去四年中没有得到足够的援助，加上遍及全球的内战与战乱，全球人口总量很有可能已经跌到了四十亿左右。

人口总量减少，意味着粮食消耗降低。

如果全球人口只有四十亿的话，那么不管是以中国为首的东方集团、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生产出的粮食都能挤满国际市场，因此中国与美国都很难用粮食做武器，更难以利用粮食的战略价值。

这样一来，中国就不大可能让印度因为粮食而做出妥协。

事实上，当时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在二零三九年初，国务院把第五批农业工厂的数量裁减了一半，并且在六月底把农业工厂用电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开始限制粮食产量。

如果粮食危机在二零四零年结束，那么印度绝对会成为中国的麻烦。

第四十三章南亚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