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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的新年到来之时，爱尔兰军队已经越过了险些将贝尔法斯特地区分离出去的军事界限，英国当局及其武装部队正按照双方协定的条款逐步撤出，至此，通向爱尔兰独立统一的障碍已被彻底扫清，与之相应的，那位有着惊世之才和神鬼奇谋的王位候选人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登上爱尔兰王位，然而外界翘首以盼，其本人却很沉得住气，至少没有为了讨兆头而在各项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匆举行加冕仪式——按照爱尔兰王国的官方消息，若利默里克的国家大教堂能够如期完工，登基加冕典礼将在二月份的最后一个周六举行。
新年第一天，夏树仍在柏林，并且出席了德国皇室举办的游园庆祝活动，但他没有在这种王公贵族聚集的场合呆得太久，随后便动身去了当地的爱尔兰侨民商会。
得知爱尔兰王国的准国王即将驾临，人们早已将商会的议事聚会场所精心装点了一番，又按爱尔兰驻德国外事机构的要求通知了德国各地的爱尔兰商会派出代表前来——这些商会在名义上是各自独立并处于分散状态的，但相互之间又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由于商会所在地位于交通并不十分便捷的位置，再加上怀着好奇心前来围观的德国民众，夏树的专车好容易才穿过人潮抵达商会。
会长带着一群人在门前恭候，远远就向夏树行大礼，而且识趣地提前用上了对待国王的尊称：“诚挚地欢迎您，尊贵的陛下！”
从周围人的目光里，夏树感受到了侨居异乡者的受宠若惊与热切期待，他从容不迫地朝众人挥手致意，然后健步走到会长跟前。抵达商会之前，夏树已经从副官那里得到了有关这个侨民商会的详细资料，商会会长希-道恩特，在柏林经营着一家高档餐厅；副会长乔-伯尔格，一家大型玻璃制品工厂的合伙人；秘书长萨米尔-弗雷斯特，红酒代理商……既是商会，大多数成员从事的都是实业或贸易活动，有几位医生、律师，还有个别在政府部门任职，这种职业构成基本反映了爱尔兰侨民在柏林乃至德国的努力方向。
在这里，除了年逾七旬的会长道恩特出生在爱尔兰以外，商会的其他成员以及来自其他城市的商会代表基本上都是第二代爱尔兰侨民，他们的衣装打扮、言行举止看起来跟普通的柏林人无异，哪怕身怀巨富，也依然给人以谦逊低调的感觉。他们的德语非常流利，想必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使用德语交谈，只有参加商会活动、私人聚会或只有家人在场时，才会使用爱尔兰的盖尔语……
“您好，尊敬的会长阁下，很高兴来到这里。从前我们都是柏林人，每天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却从来没有打过交道；现在我们都是爱尔兰人，虽然不再生活在一座城市，却因为爱尔兰这根神奇的纽带而联系在了一起。”夏树看似平凡的话语恰到好处地勾起了侨民们深藏心底的国家荣誉感。过去，爱尔兰人是英国的二等公民，他们对自己的国籍毫无感情，侨居海外，夜夜思念的是自己的故乡。如今，爱尔兰人有了属于自己的国家，整个爱尔兰岛以及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爱尔兰人都归入其中，生活在海外的爱尔兰侨民因此有了国家层面精神寄托。
对侨民商会的访问，夏树的意图可不单单是礼节性质。随着爱尔兰以独立国家的形式登上国际舞台，基础薄弱、宗教对立、派系繁多等等困局是作为国家统治者必须想办法解决的。要让爱尔兰尽可能地稳定、繁荣与强大，培养全体国民的民族荣誉感和凝聚力是最为有效的抓手。爱尔兰岛面积虽小，人口基数不高，经济发展程度较弱，但因为19世纪大饥荒的历史缘故，迁居国外的侨民特别多。据官方统计，在1846至1856这十年间，背井离乡前往国外谋生的爱尔兰人达到180多万。在这个时代，人口一方面意味着国内市场的规模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另一方面也是兵源多寡的绝对要素。算上爱尔兰北部的新教徒，如今爱尔兰本土人口仅430余万，只是英国的十分之一、法国的九分之一，较罗马尼亚、比利时、荷兰、瑞典、葡萄牙、保加利亚、希腊这些欧洲小国还要少，只比瑞士、芬兰、丹麦、挪威稍多。
进入商会，夏树与这些在商界打拼的精英人士坦然相对，开诚而谈。夏树向众人描述了爱尔兰王国正在发生着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向他们描绘了国家的建设蓝图，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不再是无根的浮萍，无论他们身处何处，背后都有一个积极向上的国度承载他们的尊严，让他们可以骄傲地说出自己是爱尔兰人。
准国王用极具亲和力的形象气质以和人肺腑的语言渲染迅速征服了爱尔兰侨民们的心，他们争相恐后地述说自己的境遇以及所思所想。在爱尔兰独立战争期间，他们很多人都慷慨解囊，通过各种渠道向爱尔兰的独立武装捐款捐物，眼下爱尔兰正处在全面推行基础设施建设的阶段，这些海外游子都愿意倾尽所能地帮助自己的祖国。
言及政治立场，侨民们无一例外地支持爱尔兰实行君主立宪制，这固然是夏树亲临所致，但侨民们的阐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众心理——不管是君主共和还是民主共和，只要国家稳定强大、人民安居乐业，哪怕效率有一些拖沓，官员存在一些**，都是可以接受的。
对于爱尔兰的国际关系，只有个别侨民认为应该宣布永久中立，其余人都对目前的德爱同盟表示满意，毕竟德国的支持对爱尔兰的独立以及独立后的稳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帮助作用。相对应的，虽然爱尔兰刚刚跟英国达成了和解，从英国手里和平收回了贝尔法斯特地区的主权，侨民们仍出奇一致地憎恨英国。很显然，他们没有忘记自己成为侨民的缘由，他们每个人都有或远或近的亲属在整整七十年前的那场大饥荒中丧命，而英国对爱尔兰全面掠夺的殖民政策导致的贫困是造成那场危机的根本原因——从17世纪中期以来，爱尔兰的土地几乎完全为英国地主所霸占，而且多数大地主居住于英格兰，只关心谷物和牲畜的出口，爱尔兰大多数农业收入因此输出国外。由于爱尔兰土地兼并严重，爱尔兰农民大多数成了英国土地贵族的佃农，而他们所获得的土地面积由于非常小，只有种植马铃薯才能养活家人。再加上爱尔兰并入英国之后，原本繁荣的爱尔兰工商业受到了可以自由输入的在更优越的经济条件下制造出来的英国工业品的打击。因此爱尔兰人民几乎完全依靠土地生活，在工业方面毫无出路，残酷的殖民掠夺造成了农民极端贫困，也使得爱尔兰半数以上的人靠马铃薯维持生活。
到了19世纪中叶，一种可怕的、导致马铃薯腐烂的卵菌席卷爱尔兰，由此引发了一场严重的粮食危机，但在那个时代，上百万人饿死的惨剧是完全可以也应该避免的，要知道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其顶峰的维多利亚时期，并且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是公认的世界工厂，无论在殖民地、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领世界潮流之先，是一个拥有地球近四分之一陆地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庞大殖民帝国。可是在面对爱尔兰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时，英国政府对爱尔兰民众的生死漠不关心，并任由灾情蔓延，赈灾措施既不得力又极为缓慢，而且为了可笑的面子，英国政府对其他国家出于人道主义的救助横加阻拦，一个流传甚广的例子就是奥斯曼苏丹宣布将寄送1万英磅给受灾的爱尔兰农民，但维多利亚女王要求他只能捐1000英磅，理由是她本人才捐了2000英磅。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英国在大饥荒期间即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破坏了爱尔兰粮食自由输入英国的权利，使爱尔兰的小麦失去了它在英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从而反过来破坏了爱尔兰的农业经济。在爱尔兰的英国地主，自《谷物法》废除后，无视爱尔兰的饥荒，多半由种植小麦改为经营畜牧业，大大减弱了抵抗饥荒的能力，从而相当程度的加重了饥荒的发展。英国政府在爱尔兰大饥荒中的荒诞表现并没有削弱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威望和影响力，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日不落帝国依然保持着上升势头，其殖民版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了又一个顶峰。对爱尔兰而言，与英国的裂痕已到了无可弥合的地步，而不同寻常的人口曲线（由于死亡和大量移民，爱尔兰人口从灾荒前八百多万锐减至四百万）对整个民族造成了深刻的精神创伤，但这种精神创伤也使得爱尔兰人散居各地却保持着尽可能的联系，这一切都使得饥荒后的爱尔兰有着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品质，一种因为饱受磨难而变得坚韧刚强的稀有品质，它的名字就叫**尔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