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隐达放下电话，忍不住摇头而笑。陶陶问他笑什么，他说，公安局朱局长的老婆好贤惠哩。

这么一天下来，真有些累人，关隐达上床不久，就朦胧入睡。却模模糊糊想到了那张明信片，他猛地清醒了。他同夫人的感情一直很深，可是年深月久，他又越来越想念那位远在北方的女人。其实他同肖荃同学时，只是常在一起玩，两人从未说破过什么。倒是别的同学总以为他们俩是那么一回事。毕业后天各一方，也常通信，但只是愉快地交流些与感情无关的事情。后来，他同地委书记陶凡的女儿结了婚。他向她发了喜帖，但她没来，也没有任何消息给他。当时他想到过自己也许伤害了一个女人。但那时候，他新婚燕尔，官运正旺，也不把这事太放在心上。他不到三十岁，在一个县里任副书记，眼看就要接县长，过几年又是县委书记。成天都有许多的事要干，也无暇顾及儿女情长的事。人一现实，便觉得感情上的事太浪漫，是小孩子们玩的把戏，倒有些好笑了。两人从此音讯隔绝。不到几年，陶凡退了下来，张兆林接地委书记，关隐达开始在县委副书记的位置上兜圈子了。他岳母曾感叹说，他是成也陶凡，败也陶凡。他有一段心情很灰，便又想起了肖荃。这时他才发现，他同肖荃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而同陶陶却不可以。他便怀疑自己是不是深深地爱着这个女人他不想存有这么危险的念头，便想这也许就是妻子与朋友的区别吧。但他的确想知道她的消息。她现在怎么样了她成家了吗但却不知她的下落了。后来偶尔在报纸上看到她的一篇散文，写的是想念一位失去联系的朋友。他连读了几遍，他熟悉她的文笔，更熟悉她写的那桩桩往事，而她的那位朋友就是他他相信这个肖荃就是他这几年常常想起的那个肖荃。“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她的文章在对故人的思念和寻觅中戛然而止。关隐达几乎要落下泪来。他一定要找到她后来，经过了许多周折，才找到了她。原来她已随丈夫远去北国了。

人在深夜，意念常常是夸张的。他对肖荃的想念便春草一般疯长起来。

一连两天开县级领导联席会，也就没时间找朱克俭。他想李大坤也是五十来岁的人了，该懂得怎么处理同事关系，不会神里神经去老朱那里显示他同县委副书记的关系的。他这么侥幸地想想，也就不急于找朱克俭了。

四家领导，加上顾问、调研员坐在一起足有五十多人，还有列席的有关县直单位负责人，满满塞了一屋子。主要研究明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是几个大项目。发言起来，谁都认为自己要说几句，不然显得没水平。可一个事儿说来说去就是那么个理儿，所以后面发言的都只是把别人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周书记和向县长都显得很有耐心。个别同志说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了，算了吧。但他们还是要人家说说。说说吧，说说吧，大家都说说。似乎这发言是一种政治待遇。关隐达对这一套早不陌生了，别的县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形。只是他一直不喜欢这种作风。

他发言干脆，说，我刚来黎南，还没进入情况，谈不出具体意见。只讲三句话：第一，听从县委和周书记的安排；第二，一定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第三，请大家今后支持我的工作。

大家意见最集中的是刘先生投资城北大桥的事。县城往北是去地区和省里的路，可隔着一条河，很不方便。河也不大，但河谷很宽。丰水季就靠摆汽车轮渡，枯水季就把轮渡往中间横着，成了便桥。这里一年到头天天堵车，是县里领导嘴上念了多年的交通瓶颈，就是没钱修。这回主要是刘先生投资，省里和县里配套一些。修成之后，刘先生经营三十年，收回投资之后，再交给县里管理。

关隐达不了解刘先生的资信到底如何，但只要他真正投钱来，这是一个好项目。就这样一个好项目，也有些领导想不通，说这桥修好之后由刘先生来管三十年，合适吗周书记发话了，说，我也不讲什么大道理给你们听。我只知道这桥修好之后，他刘先生就是天大的本事，也搬不到香港去。就是他有本事把这桥搬到香港去了，九七年之后还是中国的哩。

此事非同小可，需成立一个县领导挂帅的指挥部。王副县长分管着交通，会议决定由他任指挥部指挥长。王永坦也不说什么，只说这事我躲也躲不了的，我就于吧。

家里有些弄清场了，天天晚上就有人来坐了。多是政法部门的负责人。来的人又多少带着些礼品，关隐达说什么都不收。他从那年开始走下坡路起，就坚持一条，绝对不贪不占。心想自己任何事都没有就开始倒霉了，要是再让人抓了什么把柄不就更要倒霉但是也注意把拒礼的方法搞得艺术一点，不伤人家的面子。这一点他是有教训的。刚倒霉那年，他有回下到一个乡里检查工作，乡里备办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他。他本来心情就不好，又不想人家日后说他大吃大喝，就把那位乡党委书记批评了一顿，就是不肯吃那顿饭，自己带着司机到外面馆子里吃了碗面条。那位乡党委书记偏又不是好惹的，过后到处臭他，说他假正经，还无中生有说他怎么怎么的。弄得他后来到基层去时常捞不到饭吃，走到哪里都灰溜溜的。在县级领导中，就有人把这事当作笑话背后宣扬。地委就认为他在这个县失去了群众基础，又给他换了地方。有一阵子，他怀着一股气，甚至也想同一般的领导一样，搞新拿来主义算了，不管是不是分内的东西，拿来再说。这样倒与群众打成一片了。但还是管住了自己。他想这会儿自己正背时，明显落井下石的人倒没发现，但在一边想看他笑话的人还是有的。现在人家带礼品来，他就做得技巧些了。他先是推一阵，实在推不了，就收个一两样，再拿原来收的东西又打发一两样给人家。说，既然你硬要讲这个礼，就该按老规矩办，有来有往。

这样，就总是人家送的那些礼品在送礼的人手中转来转去，他反正不贪谁的。这有来有往倒也显得很有人情味。

但公安局的老朱没有到他家来坐。他并不希望天天晚上都有人来家里，一来影响儿子的学习，二来又要费神应酬。不过政法部门的大小头头脑脑谁都来过了，只有他一个人没来，倒显得有点不正常了。现在当领导的新到一地，总有些人要来拜码头，这已是规矩了，你想回避也回避不了。可老朱就叫他费琢磨了。他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老朱是条好汉子，不搞这一套，如果是这样，我关隐达今后在这里会有一个真朋友。要么就是李大坤同他传达我关某人的指示，叫他多心了，以为我宠信了李大坤，不把他姓朱的放在眼里，他就不信邪了。关隐达在别的县管过政法，这公安局的头儿，多半是武艺弟兄，弄得好就跟你好得不得了，弄不好就叫你难受。他但愿老朱是条真正的好汉子。

但到底不能凭自己的愿望和运气去开展工作。他便决定提前听取政法部门的工作汇报，而且要求每个单位都要谈工作方法问题。一来他反正要听的，二来这样可以冲淡他同老李的会晤，免得朱克俭生疑。

这天县领导联席会散了，他便找政法委书记邓成国商量，要逐个听取政法各部门的工作汇报。主要听两个方面，一是过来一段的工作情况；二是今后特别是明年的工作安排，尤其要求各单位好好研究一下工作方法问题。老邓听了指示，马上叫顾秘书打电话通知有关单位，叫他们先准备一下，具体汇报时间到时候再通知。

老邓说，这顾秘书很不错的，大学毕业才几年，学政法的，人又肯上进。我们安排他给关书记当秘书。

顾秘书就拘束地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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