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姐道：“公鸡。早上四点半钟开始打鸣，严重扰民。鸡屎味儿大，招苍蝇。有一天郑大爷带它下楼遛弯，那只公鸡飞起来半米高，把法斗三炮的眼睛给啄了。”

我不由得抽了一口冷气，简直是难以置信：“三炮呀？三炮被啄了？”

袁姐慎重地点点头。

我摇头感叹：“三炮可是山水佳园一霸呀。上次吼毛毛吼了半个小时，还有一次把张姨家的巨型贵妇给吓尿了。”

袁姐道：“对，就是它，被公鸡把眼睛啄了。”

“要不那只鸡留着其实也行，难得有谁能收拾三炮。”

“不能留。不符合规定。另外也有居民去街道网站上实名投诉了——就是三炮他们家——要求解决这个问题。说凭什么养狗得办证栓绳，养鸡就不用。连追三天了，主任让把这事儿赶紧解决了。大家看看，谁去协调一下？”

我一边做会议记录，一边抬头看看，负责这家的网格员李姐休假去了，剩下的人都低着头，没人马上接应。

袁姐也没着急，继续说道：“第二件事儿：市精神病院今天早上一个电话打上来，我接的，克俭小区从前有个居民刘传献，现在是弥留阶段，转到四院了，挺不了四十八小时，得找到他的家属去见最后一面。这事儿更急，得马上去办。”

胡世奇忽然挺胸举手：“领导，去山水佳园协调处理公鸡的事儿，我去！”

袁姐高兴点头：“行，世奇去办这个，洋洋去通知刘传献的家属，具体需要了解什么情况，让张阿姨帮忙。”

胡世奇很高兴。我一边打字一边懵懵懂懂地点头接受了这个任务。

……

“傻。”——这是会后张阿姨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手里晃着茶杯，一边摇头一边说，失望的样子，瞧我不起的样子。

“……是说我吗？我又怎么傻了？”

“都是挣两千来块的工资，你看人家胡世奇，人家挑到的活计总比你轻巧，总比你的好办，你不是傻，是什么呀？”

我半晌没吱声，合计了半天：“我倒是没挑。但是我找家属通知病危这件事儿，我不是打个电话就行了吗？最多上个门。难道还能比胡世奇去让人把鸡杀了这件事儿难办吗？”

“废话。”张阿姨坐在我旁边，眼睛直直看着我，“我问你，要是找家属这件事情这么容易，医院那边直接做了不就行了吗？会转到我们这里处理吗？要是这件事儿好办，你袁姐，袁书记为什么让我帮你？”

“那还用问，肯定是因为你长得好看。”我看着张阿姨说。

所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张阿姨被我一句毫无逻辑，毫不关联上下文的奉承给定住了，抄起手边的镜子看了看，自己觉得我说得也对，便坐在我旁边，手把手地指导道：“时间太久了，电脑上够呛能找到他们家的联系方式了，你赶快翻联系簿，再给精神病院那边打个电话问一下具体的情况，我抽空跟你一边讲讲这个刘疯子是怎么回事儿。”

被称作是刘

疯子的刘传献十二年前就住在半边楼里。孙莹莹家是三单元五楼，他们家住三楼。他住在那里的时候，半边楼还不是半边楼，还是完好的一栋，被烧掉的一半是后来规划出来的马路，马路的对面就是后来修建的山水佳园的正门。

第七章（3）

刘疯子原来不疯。八十年代从一个技术中专学校分到钢管厂当工人。他跟孙莹莹的姥爷曾经做过同事。刘传献手很巧，年轻也有力气，在车间里活儿干得挺好，各种切割刀具，运用熟练，领导们要把他往技术骨干的方向培养，可这人不爱说话也不合群，相处久了大伙儿都觉得他性格有点古怪。领导给他介绍对象，他红着脸点头答应见面，却在会面的时候失约，害得介绍人被埋怨，赌咒以后再也不管他的事儿。刘传献后来自己娶回来一个农村媳妇，没请客但是给大家发了糖。媳妇在早产中死去，被刘传献抱在怀里，淌了浑身都是血。他在妻子死后精神不好了，单位给他办了病退，刘传献一个人带儿子，除了孩子，他不跟任何人说话。渐渐被叫作刘疯子。

半边楼是刘疯子烧的。

十二年前，一个秋天的深夜，风物干燥的时节，身形瘦弱的刘疯子把自己家的煤气罐搬到了相邻的单元里，一边唱着“我的爱情就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一边点燃了煤气。人们在大火中醒来，慌张地逃出家门，却被堆放在楼道里的杂物阻碍了逃生的去路。消防队赶来的时候，半边楼已经被烧通透了。大火现场死了两人，又有一人因为烧伤严重来不及救治，在医院里悲惨死去。直到现在张阿姨每次歇斯底里的警告我们社区的居民们不许再在楼道里对方杂物，不许再堵塞逃生通道，就是源于这场火灾之后的心有余悸。也正是在这之后，孙莹莹侥幸逃生却再也不肯离开家门半步。

死难者的家属要撕了刘疯子。他被警察带走，起先在警局里，后来在法庭上颠三倒四地交代了事情的经过：有别人家的小孩儿欺负了他的儿子……没有人可以欺负他的儿子……儿子的妈妈生他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孩子连一口妈妈的奶都没有吃过，这么可怜怎么还可以被人欺负？……不行，谁欺负了他的儿子，他就要放火烧了他们家……

他因为被鉴定确实是疯子，确实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后来被强制关进市精神病院。而当时的街道主任和派出所所长都被这件事情牵连，因为疏于防范，没有提前管制住刘疯子，一个被提前退休，一个被撤职。被撤职的派出所所长后来一直在上访，他的理由是刘疯子在大火之前从来没有过任何暴力倾向或者任何伤人行为，纵火案完全是一个不能预见的，突发的意外，不能把责任落在派出所所长头上——没有人理会或为他翻案，半栋楼，三条性命，除了疯子之外，总得有人负责。

十二年过去了。

刘疯子一直囚禁在精神病院囚禁暴力病患的单间里，据他的医生们讲，从入院开始他一直都很安静，服从管理，让什么时候吃药吃饭睡觉都不反抗，几年前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他每天可以在医院的花园里放风。他问起过他的儿子。他对孩子的年龄，生日记得非常清楚，不时告诉过别人他该有几岁零几天了。几年前刘疯子患上了严重的肾病，根据国家政策一直用药治疗，但是重病难愈，眼下快不行了，挺不过两天。

袁姐又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去办。我在社区留存的旧档案和张阿姨的讲述里整理出来关于刘疯子的这些情况，档案里有刘疯子的儿子小时候的照片。案发的时候他还不到六岁，算起来到现在应该恰恰成年。男孩有个亮堂堂的名字叫做天朗，一如他在照片上的样子，寸头圆脑袋，浓黑眉毛单眼皮，抿着嘴巴，尖尖的下巴，微微低着头，带着点怯意看着镜头。这份档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被数位负责此事的社区工作者记录：刘疯子的房子一直都在，叫做天朗的男孩儿在刘疯子被带走之后曾经倔强地想要一个人生活，但在火灾中失去亲人的居民们不肯放过他，有人打，有人追着骂，最后社区联系了他家一个也住在本市的远房姑妈把天朗接走，在后来的记录中我看到他曾从不同的学校两次辍学，在洗车店和发廊里都当过学徒，直到前年记载中断。

天朗的照片我拿在手里看了很久。现在我在社区工作已经半年有余，经历的事情拉拉杂杂也有不少，对办事的群众，各个工作对象虽然心中也有判断和好恶，但总能尽量做到态度客观，哪怕刚刚挖掘出来的十二年前的惨烈纵火案让我心里也有所震撼，哪怕对照片上那个命运颠沛流离的孩子有些好奇，但是这对我来说顶多就又是一个常规工作而已，我还不知道跟他在后来会有怎样的缘分。

……

要找人又难免要经过派出所的小汪警官。

派出所里他刚刚接待了一个要把户口迁出的居民，接过我给他的文件看看，颇有些意外：“要找这个人？”

“对。刘天朗。”我说，“上面写明白原因了，他父亲快不行了，往后怎么处理需要他签名。”

汪宁点点头，眼睛盯着电脑：“我们的记录，他现在铁西那边的一个发廊里工作，电话也有，你可以先打个电话去试试。”

他把记载有刘天朗当前情况和联系方式的文件给我打印出来，我就在原地拨通了那个号码，电话接通却被摁掉了，片刻之后被拨回来，年轻男孩的声音：“谁呀？哪位打电话了？”

“刘天朗吗？”我问。

“对。你是谁？”

“你原来不是住在克俭小区吗？我是这边社区的工作人员，那个，你父亲刘传献这边出了点情况，我们想要跟你谈一下，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电话被放掉了。

我再拨过去，对方已关机。

“看来我得去找他一趟。”我看看小汪警官给我打出来的信息，“他工作的这个发廊，在铁西是吗？我得，我查一查，我得换一次地铁，再倒一个公交……”

“你什么时候去？”小汪警官问我，“我今天下午三点以后就没事儿了，我跟你一起去吧。我开车带你，还能方便点。”

“拉倒。不用。这么点事儿，我自己完全能搞定。”我马上摆手，朗声朗气地拒绝他，那天晚上的事情在我心里面结了一个小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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