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母鸡司晨，高滔滔与刘娥之间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而韩忠彦等人还让赵煦学习仁宗皇帝，不议论高滔滔执政期间的得失，其内在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让赵煦别追究他们这九年来的胡作非为，其心可诛！

第二点，韩忠彦一直非议用兵西北，‘愿以所取之地弃还之，以息民力’，很好，很强大，又一个割地求和的。

纠住了这两点，韩忠彦不倒简直没天理！杨逸不知道礼部尚书府的那位老太婆作何感想，反正韩忠彦被踢到定州凉快去了。

别忙，以上只是活着的，司马光和吕公著，这两位废除新法的罪魁祸首还在另一个世界逍遥法外呢！别以为死了就万事大吉了，就算跑到如来佛祖那儿去，新党也要追回绳之以法。

天灵灵，地灵灵，斩妖除魔三界任我行！

风暴所过之处，司马光与吕公著所有追赠的爵位、谥号、给子孙的恩荫全部追回，司马光谥‘文正’，这是文臣最高的谥号，你司马光不配！作废！那块‘忠清粹德’碑也砸了！免得给大宋丢脸！

这样就完了吗？不行！

光追回这些太便宜他们了，于是对这些罪臣的子孙展开了新一轮的审查，吕公著的儿子吕希纯第一个被纠了出来，他给高滔滔族人写的诰词中，有‘昔我祖妣，正位宸极’的句子。

很好，当初蔡确写了句‘睡起莞然成独笑’，你们就问他笑什么？贬到了岭南去，玩文字的活计可不只是旧党才会，而且吕希纯这两句话把高滔滔捧得胜似舜尧，至高无上，抓他可没冤枉他。

赵煦听了气啊，高滔滔在时你们阿谀奉承，把屁股对着我，死了你们还对她大肆鼓吹，眼里何曾有我这个皇帝？贬！贬得越远越好！

除了吕希纯，大批旧党要员的后人也纷纷落马，朝野之中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新党以最猛烈的反击还以颜色，等于是重重地打了皇宫中某位老太太一个响亮的耳光。

杨逸这回是积极加与了进去，韩忠彦的许多资料就是他搜集的，而且他的作用不容忽视，可以说他在新党与赵煦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有他跟在赵煦身边，随时掌握赵煦的情绪，适时而动，打击的效果十分显著。

天子近臣啊！有时候比首相还牛！这种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感觉真的很爽！

但爽过后呢？

事情到了这份上，相信大家心里都发毛了，再这么搞下去，非把大宋搞残不可，这天杨逸主动找到章惇，希望他能出面能把新党要员招集起来，大家沟通一下，章惇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两眼，同意了！

这次‘奸臣大会’不再是在章惇府上，而是在宝文阁，还是原来的那些‘奸臣’，而杨逸自己在经过这**清算之后，在旧党眼中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奸臣，只是参与的多了一位‘昏君’。

把地点先在宝文阁是章惇的意思，事无不可对人言，现在各人都是朝中的梁柱，若是再避开赵煦时常私会，章惇不屑为之。

众人的目光大多落在杨逸身上，杨逸明白大家都知道招开这次小朝会是出于自己的意思了，现在的新党没人敢再小看他，虽然他的还只是个六品官。

杨逸起身先给赵煦施了一礼，然后语气平静地说道：“臣一直很佩服王荆公的操守，王荆公为政，向来是以革新为目的，对待不同政见者极为温和；而司马光则反其道而行，以打击政敌为主旨，施政反而成了分辨政敌的手段；

或许，正因为王荆公的温和，他失败了，新政被司马光等人践踏在地，所以臣认为这次对旧党的清算是必要的。

但凡事皆需有个度，无论如何，咱们不能丢失‘新政’这个主旨，咱们打击那些破坏新政的人，只是为了更好的施行新政。”

杨逸说到这里，宝文阁里谁都没有人出声，九年来新党积下了太多的仇恨，而仇恨这东西最容易让人迷失自己，有时它能让你只为仇恨活着，而忘记了新政才是自己的立身之本，没有新政，一次次的大清算就成了纯粹的寻仇报复，这样只会让仇恨越结越深，永世难以化解。

“只有重拾新政，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来，咱们才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用事实来说话，那些被打击的人才可能低头认错，才可能被同化，比如苏轼，一开始他是全盘否定新法的，但后来王荆公用事实证明，免役法是正确的，是切切实实能给百姓、给朝廷带来好处的，苏轼看到了这一点，到司马光要废除免役法时，他站出来反对了。从苏轼的变化可以看出，对手也是可以同化的，关键是咱们得用事实来说话。”

到此仍没有一个人说话，其实，只要能从仇恨中挣脱出来，这些道理在坐诸人都明白。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国家如此，其实施政也是如此，新政是完全没有失误之处吗？绝对不是，有些政策必须经过不断的实践和调整，才能确保它的正确性，因此当政者必须放宽言路，虚心纳谏；对于反对者，也应区别对待，不能一味的全部打倒，说难听点就是打一大棒给一甜枣；

反对者中也有人才，为了新政，应该努力去同化他们，或者说分化他们也行，这样一来，既能防止反对者拧成一股绳，施行新政时也适当的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防止新政死于安乐！”

终于有人出声了，赵煦淡淡地问道：“杨卿认为谁是值得同化的？”

“苏轼与范纯仁！”

“不行！”

杨逸才说出苏轼与范纯仁的名字，张商英就第一个出声反对，还是赵煦阻止了他，示意先让杨逸把话说完；

杨逸才得以继续：“范纯仁在政争方面比较温和，当初蔡相公贬谪岭南，范纯仁曾出言劝阻过吕大防等人；而且在政务上也比较务实，与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不同，范纯仁并不支持一概废除新法，而是提倡取长补短，因此元祐年间也曾一度被外放，到元祐八年才诏为尚书右仆射。

而臣长在杭州，清楚地知道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勾通运河，疏浚西湖，确实给当地留下了一些德政，真论起来，苏轼算不上大奸大恶，不过士大夫气太重罢了！

关键之处是，此二人如今对新政有了许多认同之处；而且在守旧派中名望极高，若能将他们同化，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就等于争取到了一大批人的支持，其作用不可估量，再行新政时，所遇到的阻力将会大大减轻；陛下，各位大臣，一切为了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