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903();“将军可否细述”刘黑闼揣着明白当糊涂，当即追问道。

刘黑闼的这句话引起了西行等几位西北狼兄弟的不满。追问自己不该知道的秘密，这是忌讳，尤其对秘兵来说更是如此。以伽蓝的身份地位，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个秘密，但他与裴世矩、薛世雄、杨恭仁等当今大权贵的特殊关系，却足以让人相信，只要他想知道这个秘密，他就一定能知道。今天他选择在此刻说出这个秘密，必有深意。

柴绍、黄君汉和魏征也在帐中，他们的表情暴露出他们迫切想知道这一秘密。他们始终受到伽蓝的尊重。凡军议必被请到，虽然有人对伽蓝的这一举动提出异议，但考虑到伽蓝所面对的复杂利益关系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诸多为难之处。也只能把不满埋在心里。

柴绍、黄君汉和魏征明确反对伽蓝孤军深入直杀平壤，虽然前有乌骨之胜，但那一仗胜得太侥幸，而且乌骨距离辽东较近。可以得到主力大军的有力支援，反之平壤距离乌骨城便有近七百余里，距离辽东城更有千里之遥，根本得不到主力大军的支援，粮草武器的补给也十分困难。孤军深入实际上等同于自取灭亡。然而，伽蓝是龙卫军统帅，龙卫军的大多数将领都忠诚于伽蓝，他们是少数派，即便有不同意见也只能遵从伽蓝的命令。

伽蓝选择在此刻说出第一次东征大败的秘密，其中也有说服反对者，最大程度凝聚龙卫军全部力量的意图。

“第一次东征大败，便是败在乙支文德之手。”伽蓝并无隐瞒之意。娓娓道来。“乙支文德在高句丽的军方德高望重，他曾做为高汤的麾下猛将征战远东，其后做为辅弼大臣之一辅佐高元继续实施崛起大计。当年联合靺鞨入侵辽西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便是乙支文德。”

这样一个人物，他对高句丽和高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所以皇帝在东征之前曾密诏前线九路统帅，若在征伐途中遇到乙支文德。则不惜代价将其擒获，以斩高元之股肱。

第一次东征开始后。皇帝御驾亲征，指挥大军攻打辽东城。在屡攻不克的情况下。考虑到辽东雨季来临后将严重阻碍征伐进程，遂改变策略，由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等九位统帅，各率大军齐聚鸭绿水西岸，一边围攻乌骨城，一边伺机渡河，会同来护儿、周法尚的水师攻打平壤。

当时乙支文德率高句丽主力军队列阵于鸭绿水、萨水一线，与京都平壤共同构筑了三级防御，其目的很明显，就是不惜代价把战争拖到冬天。辽东战场有它的特殊性，一是冬天太长，一年之中有一半时间不宜征伐，另外便是夏天的雨季大约要持续一个月左右，雨季结束后，很快便进入秋天，而辽东的秋天很短，也就是说，帝国大军必须在雨季来临前杀到平壤，一来可以避开雨季渡河的困难，二来也才有足够时间展开攻击，而且即便不能攻克，帝国大军也有足够时间撤离战场。

当时，于仲文决意要抢在雨季来临前杀到平壤城下，但遭到了刘士龙和宇文述的强烈反对。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在军中威望高，且作战经验丰富，皇帝便把战场指挥权交给了他，让他指挥九路大军，但为了制约于仲文，皇帝又让自己的亲信大臣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参与决策，更派出尚书右丞刘士龙以慰抚使的身份到于仲文的身边行“监军”之权。

于仲文地位高，资历老，战功卓著，他可以力压宇文述一头，但压不住尚书右丞刘士龙。

尚书右丞本是尚书台的属官，左丞辅佐尚书令，右丞辅佐仆射，但今上为了集权，改革官制后，不但不设早已变成虚职的尚书令，连实际掌控尚书台的左右仆射都不再设置了，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但皇帝不可能直接管理和监督稽核台省事务，需要一个“代理人”，于是尚书左右丞理所当然成了皇帝在尚书台的“代理人”，其级别为正四品，与六部尚书的副官长六部侍郎并列，且因为其直接向皇帝“负责”，是皇帝信任的心腹，所以位高权重。

刘士龙的想法就代表了皇帝的想法，再加上宇文述的强烈反对，于仲文不得不搁置渡河之议。

帝国大军陈兵鸭绿水西岸，直接威胁平壤，平壤当然心慌，于是乙支文德临危受命，亲自渡河而来，一则代表高元与帝队进行投降谈判，拖延时间，二则打探帝国大军的虚实。于仲文无意谈判，打算直接扣押乙支文德，把这位送上门来的叛虏统帅抓起来。哪料却遭到了尚书右丞刘士龙的坚决反对。

刘士龙并不是蓄意违背皇帝的旨意，也不是拿了高句丽人的贿赂，而是从帝国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以及远东的国防和外交战略出发，坚决反对扣押乙支文德。

从帝国国内政治斗争来说，刘士龙代表了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利益，其保守的政治立场导致他反对皇帝发动的东征。他迫切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而从远东国防和外交战略来说，帝国需要维持远东政治局势的平衡和稳定，高句丽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和核心“棋子”，假如把这颗“棋子”拿掉，则远东必然陷入混乱。必然会影响到帝国的整个国防和外交战略，所以高句丽这个番邦还是要存在下去。既然高句丽王国还要存在下去，那么东征便是以武力重创高句丽，摧毁其扩张称霸的野心为主要目的。从这一目的出发，刘士龙认为，不能就地扣押乙支文德，相反，要放了他。要利用他在平壤的威望和权势。尽快促成高句丽的投降，继而结束这场战争。

宇文述反对放走乙支文德。从当时战场形势来说，的确不能放走乙支文德。在高句丽，乙支文德的作用超过了十万大军，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人所皆知。然而。于仲文出自关陇虏姓大世家，是关陇鲜卑贵族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而关陇鲜卑贵族集团正是帝国中央集权制改革下的利益严重受损者，因此在反对改革的政治立场上。它与关陇本土汉姓贵族集团是站在一起的，双方的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于仲文竟然“匪夷所思”的接受了刘士龙的劝说，放走了乙支文德。

宇文述愤怒之下，不顾后果地即刻奏报皇帝，状告于仲文和刘士龙。于仲文“迫于无奈”，突然又改变主意，要以精骑出击，抓捕乙支文德。

至此，刘士龙恍然大悟，自己上了于仲文的当，而宇文述同样发现，自己竟给于仲文“算计”利用了。

于仲文要渡河，要杀奔平壤，要拿到功勋，要巩固自己在帝国的权势，增长自己的实力。实力决定一切，有了更强的实力，才能在政治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而有了话语权，才能影响帝国的国策，才能维持本集团的政治利益。当时于仲文是军方大佬，他若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像当年的楚国公杨素一样以军功为基础跨入中枢，所以东征给了他一个机会。他不能错过这个彩虹难逢的机会，他一定要渡河，一定要杀到平壤，而放走乙支文德，正好激怒了宇文述，迫使其与刘士龙“狗咬狗”。两人之间的矛盾骤然爆发，刘士龙因为担心宇文述的告状而遭到皇帝的惩罚，迫不得已之下只好转而支持于仲文派遣精骑渡河抓捕乙支文德。

宇文述明知上了于仲文的当，明知自己“独木难支”，但还是极力劝阻于仲文渡河，原因很简单，大军粮草正陷入空竭危机。

此次远征，因为路途遥远，粮草补给困难，帝国卫士们不得不携带百日粮秣，加上排甲以及衣资、戎具、火幕等器具，每人负担至少三石以上。以卫士之力，根本承受不了在如此大的负重下长途跋涉，但皇帝有命令，“遗弃米粟者斩”。帝国卫士们迫于无奈，只好在晚上宿营时，于幕帐中挖坑掩埋粮食。如此一来，大军行程尚未过半，粮草却所剩无几。九路统帅对此心知肚明，但大家谁也不说，也不去惩罚士卒，因为那些都是自己的兵，惩罚了自己的兵，必然寒了自家兄弟的心，严重打击士气不说，还自曝家丑，自寻麻烦。

宇文述认为大军粮草不继，不能渡江杀奔平壤，最起码暂时不能渡河，要等到后方把粮草送上来之后再考虑。而于仲文迫于现实，采取了折衷之策，以精锐马军渡河追杀乙支文德，但是，马军一旦渡河，则必然形成孤军深入之势，一旦被高句丽人围杀，于仲文和刘士龙必然要把所有责任推给宇文述。

宇文述寸步不让，坚决不同意。于仲文大怒，“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也。固无功矣。”宇文述则厉声质问，“何以知无功”于仲文说，“昔周亚夫之为将也。见天子军容不变。此决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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