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全国的陕西商帮开始成型。

正是在扬州，他们与蓄势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明代扬州竹枝词唱道：“盐客连穑拥巨财，朱门河下所藏生。乡音秦语并歙语，不问人名但问旗。”“秦语”就是陕西话，“歙语”即徽州话歙县为徽州一府六县之一。可见陕商、徽商，皆为扬州繁华商业主力军。据记载，当时两淮八大总盐商即盐业公会领袖中。西商徽商，各占其四。

明代科技名著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曾写道：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在明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

聚集扬州的陕西盐商。出于保护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出资修建了陕西会馆，后来为了对付徽商的竞争，又与山西盐商合资共建山陕会馆。那时候，山陕商人实力仍然强横，徽商不时要从他们手中购买盐引。山陕会馆独自建在靠近运河的大东门东关老街，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岭南等商帮会馆，扎堆于新兴市场小东门一带，反映出商帮势力兴起先后的历史轨迹。

常住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仅经营淮盐。还将业务扩展到典当、布匹、皮货、烟酒等行业。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异军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左儒右贾”的传统，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动辄喜欢发起诉讼，与山陕商人屡屡发生商业冲突。据史料记载，在“南人”即徽商与边商即山陕商人的诉讼案中，前者往往能得到官方有利的判决。在争斗中占据上风。

明朝中后期万历年间编撰的扬州府志，记录了这种微妙的趋势：“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徽商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江西次之。”

明朝末年扬州有名的“商籍之争”，实际上正是山陕商人与徽商之间商场积怨的一次大爆发。

在盐商云集的淮安、扬州二府，山陕商人因是外省入户定居而获朝廷特批拥有“商籍”，其子弟可入读淮扬二府的学校，每年还有7个不用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的名额。而徽商的家乡徽州与淮扬同属南直隶省。按规定，其子弟不得在当地上学。

历史上，明崇祯五年1632年，经徽商联名上书，巡查两淮盐政的官员上书。请求凡盐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学，获得皇帝批准。但这无形中损害了原有学籍的徽商的利益，引起大家鼓噪，恰好时任扬州知府又是山西人，支持同乡的抗议，此政策遂缓行。徽商旧事重提，“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终于又不了了之。

“商籍之争”，前后达数十年之久，西商先胜后败，徽商终偿所愿，其实也折射出在此期间，陕、晋、徽三大商帮在扬州实力对比的盛衰变化。

这种争斗，最后的结果是1644年3月，陕西米脂人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逼得安徽凤阳人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但镇守辽东的明将吴三桂旋即引清兵入山海关，击败大顺军。顺便说一句，生于辽东的吴三桂祖籍“广陵首邑”高邮，也算是扬州人了。

这次改朝换代的战争，给扬州带来了灭顶之灾。1645年5月，清将多尔衮率军南下围扬州城，明将史可法坚守城池达半月之久，杀伤清军甚众。城破后，史可法被俘就义，多尔衮为报复大开杀戒，造成“扬州十日”惨剧，民众死80万，西商、徽商及各地商人亦难幸免，有明一代两淮盐业兴盛带来的商业繁华，毁于一旦。

入清以后，至康熙初年，全国形势大定，新兴的清朝亦思恢复经济民生，以稳固统治，而盐税数额巨大，两淮盐业的复兴自然是重中之重。在清廷的宽松政策之下，为躲避战火退走的盐商陆续再聚扬州，所谓“康雍乾盛世”的130余年间1661年1795年，扬州盐业达到又一高峰。极盛之时，每年经扬州运销的盐达160多万引每引折盐200400斤，仅盐课即盐税一项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当时之盐从海滨盐场经扬州转运到各省市场，价格可涨10倍以上。据估算，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扬州盐商每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缴纳盐课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税六成左右。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为全世界的32，而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就占了全世界经济总量的8。

不过，此时的扬州盐业，已是徽商的天下，曾经紧密合作的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之间貌合神离，陕商在扬州迅速衰落，只剩下大约十几家盐商，不能称帮，难成气候。

在古代，科举考试必须是回原籍参考，其实这就是后世的高考移民，这玩意儿在几百年前就有了。

落叶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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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落叶家庭贫寒，只能到有亲戚的地方去混吃混喝，呜呼哀哉

夏天到了，让微笑的云彩常飘，凉凉爽爽一夏天；让清凉的微风常吹，烦恼闷热全消散；让幸运的雨水常下，好运连连不断弦；让吉祥的祝福常发，快乐开心幸福享。愿你无忧无虑乐逍遥，清凉舒适过一“夏”一键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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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爷孤独午

第236章夏梦琪出事了

陕商不敌徽帮败走扬州，原因是多方面的。早在明中叶叶淇变“开中法”为“折色法”时，起家于西北的陕商，便失去输粮支边换盐引之地利，满清入主中原后，北方边患不再成为朝廷头等大事，陕商赖以成名的客观环境和经济基础已大不相同。

从陕商自身情况看，迁居扬州成为专业盐商后，他们虽凭长期积累的财力一度压制后起的徽商，可毕竟远离故土，西北内陆与比邻江南的淮扬，民风商俗差异太大，很难真正融入当地，而近水楼台的徽商却不存在这个障碍。

陕商是“农民进城”，生性质朴，虽然发财后也有过在扬州奢侈享乐的记录，但本色难改，徽商就曾讽刺他们说：“高底馕鞋踩烂泥，平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身葱椒气，不待闻声是老西。”

而徽商普遍受过教育，谈吐不俗，风度儒雅，且手腕灵活、善于交际，尤其懂得花大力气结识官员，攀附权贵，曾有“以布衣上交天子”的事迹传为美谈。盐业本来就是“官商”色彩很浓的行业，盐商时时要看朝廷的政策变化和各级盐政官员的脸色行事，时间一长，徽商凭借与官方的良好关系，逐步蚕食陕商的固有优势，最终把后者挤出扬州。

后人总结，明中叶至清初约200年间，山陕盐商联手在扬州对抗徽帮，结果是“徽进、陕退、晋转”，经此一役，之后近200年的中国民间商业发展大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陕西盐商受挫于徽帮，无奈退出扬州盐业市场，却并未从此消沉。

19世纪中叶，曾经势同水火、后来各据一方的陕商与徽商。几乎同时遭到兵灾浩劫，自此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