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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市的两会终于顺利召开。套用官方喉舌的话，隆重召开，胜利闭幕。

当然，胜利是相对而言。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赵奎和刘大同一方在两会中大有斩获。

刘大同正式升任常务副市长，赵永亮改任人大副主任，尚东海的父亲正式退休；许清贵调任临海区出任区长一职，而原李亚文的书记位置则由钱凡从外区调来一名姓陆的顶替；原东河县常务副县长马海文成了赵奎的棋子，无意中在赵、钱俩人斗法中获益，调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开发区书记王增明正式增补为市委常委，级别副厅，开发区书记任常委，无形中提高了开发区的重要地位，也显示了未来几年以开发区为发展重点的战略意图。

那个忽然神秘空降在开发区的曲晓红，果然像茹光彩所言，顶替许清贵出任管委会副主任，分管工业和经济工作。

两会过后，各县区也开展辖区内的干部调整，各级大小领导都动了起来，每个人都很忙，但都不是忙工作，而是忙着跑动。已经任命而且履新的，要庆祝要答谢；没有提拔没有挪动的，要跑关系送人情。

滨海市官场有句俗话：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虽然话未必是真的，可谁都不想在跑动上输人一截，败在起跑线上，工作能力受个人资质所限，可是跑动却只看谁的腿勤，还有口袋谁鼓。

随着省、国家两级两会接连召开，尘埃终于落定后，林安然的朋友圈子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尚东海被调任开发区财政局副局长，杨奇出任开发区组织部副部长，张伟权扶正出任计生局局长，最令林安然意外的是，就连原临海区避风港工商管理所的所长曹建杰，竟然也提拔到开发区工商局出任副局长。

林安然新官上任，少不免就要请客吃饭，还要和圈子里的朋友们聚聚，相互庆贺。在这种斛筹交错中一次次灌醉别人，又一次次被别人灌醉，回到武装部的家中，见了床就像嫖/客见了婊/子，扑上去就不想起来。

********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年，一位素以手段雷霆、作风廉洁的人物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严格来说，这位副总理并非第一次坐上这把交椅，早在1991年届中时，他已经从某直辖市调任入京出任副总理。

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三角债，亲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现场坐镇，现场请款。并且提出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26天，清理拖欠款125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

而第二战，则是金融政策上的宏观调控。首先，他亲自兼任央行行长，下定决心清理金融领域的体制外活动，对于任何有可能扰乱现有金融秩序的行为都严惩不怠。

其次，他顶着巨大压力，提出分税制，重新梳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多年来，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国营企业的发展，靠的都是中央财政的投入，用某经济学家的话说，是“一个老子，养了成千上百个儿子”，因此便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局面。

他的“第三战”，也是贯穿十余年的治理主题，是搞活国营企业。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营企业改革的成效一直无法让人满意，凡是有民营企业涉足的行业，它们都表现得不堪一击。这年的局面是，经营机制转换抓了多年但收效甚微，国营企业家们仍在嚷嚷权力太小。

在这年的京城两会上，国内某大型钢铁公司总经理在分组会上大喊：“自主权万岁！”他还羡慕地对身旁的海城市某村党支书说，“我的权力还不如你的权力大。”

而另一方面，权力放了下去，到底能不能用好，却是另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由于效益不佳和老企业萎缩，失业人口的增加已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这位副总理看来，中国当今的企业问题已非改革之初可比，在改革之初只有国营企业一支力量，不把它们搞活国家当然振兴无望，而如今，乡镇企业已经异军突起，占到了半壁江山，外资企业也蜂拥而入，自是另一股可以借助的商业力量。

同时，随着民间资本的日渐充沛，两大股市又可代替国家财政成为向国企输血的工具。在这种新的局势下，国营企业的改革就不应该关起门来，老是在经营体制的转变上绕圈圈，而应当将它们放到市场中去，中央政府则要在整个经济体制的重新构造上多下力气。

也是在这一年前后，“抓住少数、放活多数”的思路开始渐渐萌芽。

这些政策变动，表面上看起来和远在滨海市当个街道办主任的林安然毫无关系，但适逢盛会，政策的变动难免波及每一层大小官员，和影响着所有人民群众的生活。

滨海市两会过后，赵奎已经下到开发区进行了一次初步摸底，听取了相关部门对于金星农机厂升级改制的一些看法。

林安然列席了会议。他不得不承认，赵奎是个发展工业搞活经济的好手，可见南海省省委将他放在工业极其落后的滨海市有着深远用意。

赵奎的意思和林安然在大体上不谋而合。一是股份制改革，二是技术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