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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察举制起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汉武帝时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官制度用来选拔人才,即察举制,其内容包括地方察举和皇帝征召等,其中自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官的最主要途径之一。两汉的察举,主要是以“德、才”作为选拔人才的依据,以孝廉为重要考察科目,所以人们也常说“举孝廉”。东汉时期继续实行察举制,但随着豪强地主势力开始恶性膨胀,门第望族成为选举的主要依据。在选官制度日趋腐朽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世代为官、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的豪门大族,累世公卿的世家地主因此形成并发展起来。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腐朽局面。
相比与先秦时期的世袭罔替制,汉代的察举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先进的人才选拨机制,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察举制的落后性便一步步地显现出来,孝廉也好,茂才也罢,几乎完全被士家豪族所垄断,在这种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寒门庶族的人才几乎无出人头地的机会,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刘泽所要推行的,就是后世隋唐所采用的另一种人才选拨办法——科举制。科举制的最大优点就在于不论出身高低贵贱,均可参加考试,唯才是举,择优录用,最大限度地选拨出人才来,避免了只看出身,营私舞弊的现象。
“废察举兴科举,主公此举大悖常理,有违朝庭法度,只怕会遭致士家门阀的一致反对,请主公三思。”察举制是士家垄断仕途经济的强力手段,也是士家豪族的特权所在。陈登就是孝廉出身,不光是他,在坐的除了徐庶之外,贾诩和刘泽也都是举过孝廉的。也就是说都是察举制度的受益者。陈登不知刘泽为何要废旧立新。
刘泽淡然一笑道:“元龙多虑了,我之兴科举。也并未废孝廉,每年各郡国还是依然可以按朝庭旧制察举孝廉,只是深感于当下人才匮乏,增加一个招贤纳士的机会而已。科举分为两科。文武各设一科,为了保证尽可能的多征辟到人才,才有考试者不分高低贵贱之分,唯才而用。现在吏治松驰,贪腐成风,已经到了不可不整肃的时候。科举选拨人才,目的就是选用贤明之士。沙汰一批鱼目混珠之辈,并非是要排斥士族。科举考得是真才实学,若有真实才干之人,何惧无用武之地?士族豪门子弟学习条件优于寒门百倍。寒门之中虽有识字者,也不过廖廖数人而已,这科举制度说穿了,也还是为士家豪门而服务的,只不过本公要的只是人才而不是庸才,南郭先生在这里是没有市场的。”
徐庶是典型的寒门出身,显然对刘泽的科举制极为赞成。“主公所言极是,方今天下纷攘,主公若无贤才相佐,又岂可争雄于天下,不论士族寒门,只要有真才实学,一律量才而用,方为正道。”
刘泽点头道:“此番开科取士,计划录用的人数众多,相比于每年郡国只能有一两个孝廉的名额看得士子们望眼欲穿而言,可以说是机会多多。当然,此次科考报名采用自愿原则,决无强迫之意,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想等明年察举孝廉也悉听尊便。元直,此次科考,就由你来担任科考主事,负责考场内外诸事,至于文科阅卷的主考官,我想请蔡公、卢公、郑公三位当世大儒来担任,武科由我亲自来主考。”
郑公就是郑玄郑康成,曾与卢植共师马融,桓帝时做过尚书,后来托病辞官,一直就居住在徐州。卢植在涿郡开私塾,郑玄亦在,刘泽曾师事之,刘泽继任为徐州牧之后,亦是数度造庐请教,礼敬甚厚。有蔡邕、卢植、郑玄三位大儒来做主考官,这科举不想隆重都难。
陈登见刘泽主意已定,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随后,刘泽命人将赵昱传了上来。
赵昱被免除了广陵太守的职务,一路跟随着刘泽回到郯城,他一直等着刘泽对他的判罚,但这一路行来,刘泽非但没有把他当囚犯看,还好吃好喝地招待着他,更没有给他镣铐加身,让赵昱倍感奇怪。此时闻听刘泽召唤,知道该是刘泽处罚他的时候了,进来之后就跪伏在地,等候刘泽的判决。
刘泽笑了笑,道:“元达无须行此大礼,来人,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