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的出身刘泽是知道的，虽然郑氏是高密望族，祖上也有人做过三公之类的官，但到了郑玄出生的时候，郑家家道已经败落了，拜到扶风大儒马融的门下，三年也未见其师，只能接受马融的高足的授业。但郑玄勤勉好学，孜孜不倦，终于成为一代经学大师，与“学海”何林齐名而被奉为“经神”。而且郑玄重学问而轻仕途，灵帝年间，朝庭几次征辟甚至给他九卿的高官都拒辞不受，以布衣傲视天下，清明淡泊，气节高远，无愧于名士风范。

但让刘泽困惑的是这么一位出身贫寒，蔑视权贵的一代名士大儒，却成为了旧制礼法的卫道士，强烈抨击了他的科举制度，斥责数典忘祖，标新立异，混淆法度纲常。

祸不单行，蔡邕和卢植从小沛赶过来的时候，也几乎是和郑玄一个腔调，众口一辞地反对刘泽的科举制度，让刘泽头疼不已。

面对士家的联合抵制刘泽处理地是游刃有余，但这三个“老顽固”却让刘泽一愁莫展，论身份，他们三个都是刘泽的老师，师长为尊，刘泽就算是身为一州之牧也不能拿手中权力来压制他们，何况这三个老家伙脾气一个比一个大，都是那种宁折不弯的主；论学识，这三人个个学识渊博，刘泽还没开口就被他们一通大道理批得是体无完肤，落荒而逃了。

刘泽苦不堪言，早知如此还不如不请他们来，但这请神容易送神难，不搞定他们，这开科取士就得半途而废。

蔡琰看着他愁眉不展，抿嘴一笑，沾着茶水，在桌子上写下了四个字：“各个击破。”

刘泽恍然而悟，连不顾旁边有没有下人，过去就在蔡琰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叫道：“还是夫人聪慧，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说着便跑去见卢植，至于老丈人，就由蔡琰来说服了。

早些年在洛阳的时候，刘泽就曾与卢植坐而论道，当时刘泽就提出了一些以法治国的观点，用法治代替人治，律法面前人人平等，当时卢植就没有表示过反对，而且对刘泽的观点很是欣赏，刘泽便以此为出发点，向卢植和盘托出了他的两项法典。

对于法典的精神，卢植还是非常赞同的，以民为本，以法为纲，律法面前王子与庶民同罪，这不仅是刘泽的理想，也是卢植一生所追求的东西。

刘泽进一步地讲出，科举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法治的延续，豪强势力把持朝政挟持地方，到了汉末已是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法治的宗旨就在于律法面前人人平等，科举制度的宗旨同样的在于科考场上人人平等，察举孝廉制走到今天，早已背离了孝武皇帝的初衷，为国举贤变成了任人唯亲，营私舞弊已经是堂而皇之，“举茂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已经不再是个别现象。滥官污吏横行于世，固然是监察失职，但纠其根本原因，却是察举制带来的弊病，公开公平公正的科举制度，是唯一打破这种局面的救世良方。

卢植一生清正廉洁，对汉末官场的**黑暗是痛心疾首，刘泽正是从这一点入手，让卢植明白，澄清吏治，必须要选拨出清正廉明有真才实学的官员来，依靠腐朽的察举制，已经不可能选拨了真正优秀的人才了，唯有打破陈规，不拘一格地选拨人才，加强官员的监管机制，建立公正廉明的奖罚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惩治**。所以科举制推行是澄清吏治最关键的一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拯万民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学生之所愿也，纵然身死灰灭，其志亦不移！至于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刘泽最后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