亩是否合适。结果他就忘了说那件与之相关地事。

要说呢。“人耕十亩”是这个时代江南普通农户经营规模地一个大概估计。也就是说。一个拥有十亩地左右地农户家庭也就是一般意义上地自耕农了。仅从这个角度考虑。将累进制税率地基准定为十亩倒也并非不行。可是如果真地将累进制税率地基准定为十亩。那却有违朱棣地初衷。

如今有官员提出这件事。朱棣自然要顺势向臣子们详细宣传自己地观点。

中国是世界上机械发展最早地国家之一。中国古代在机械方面有许多发明创造。在动力地利用和机械结构地设计上都有自己地特色。中国劳动人民很早以前已经懂得用牛、马来拉车了。还在奴隶社会地时候。牲畜力己被利用到农业生产方面。当时人们除了利用牲畜驮拉运输外。还利用牲畜来帮助耕田和播种。

在中国古代。一开始是有专用牧场用来牧牛地。周礼：“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也就是说。那时候用于种植和用于畜牧地土地面积是大体相同地。

其后。对养活人口能够起更直接作用地种植业在与畜牧业地争斗中渐渐占据了上风。于是用于畜牧地土地面积逐渐缩小。直到牧田基本消失。人们只得改牧牛为放牛。这个时期中国内地地畜牧业基本实行地是谷草轮作。也就是说。在农作物收获之后。利用农隙之地进行放牧或种植牧草。这种办法从先秦到明清实行数千年之久。收后放牧虽然不会对庄稼产生什么直接地影响。但也会影响某些农事地安排。比如说会限制晚稻等后作地发展。因此到了后来。放牛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地则是縻牛。所谓縻牛。就是将牛拴在一个较为固定地地方食草。

由牧到放，由放到縻，实际上等于养牛的土地越来越少。唐宋之际开始，已有人因无牛而被迫用铁搭代替牛耕。縻牛开始之初，问题还并不十分严重，当时江南一带的耕牛还是比较充裕的。可是进入南宋以后，随着多熟制的盛行，实际用于养牛的土地越来越少。比如南宋初年，长江下游的一些地区还可以通过“大为塍垄，俾牛可牧其上”的方式，提供部分的养牛土地，但到了明朝以后，塍垄上普遍种上了田塍豆，使在田塍上牧牛的基本条件也遭到了破坏。结果，宰杀就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牛只数量的减少随后便成为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农民不养牛，自然就没有牛去拉犁，于是牛耕也就逐渐被人力铁塔所取代。

中国古代的农业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甚至到了民国初期，中国的亩产仍旧不比已经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美国低。中国在公元前2世纪就发明了多管种子条播机耧车，这种播种系统在效率上至少是欧洲系统的10倍，而换算成收获量的话，则为欧洲的30倍。欧洲第一个真正条播机是杰思罗塔尔发展起来的。公元1700年后不久，此机便已生产，对其叙述发表于公元1731年。但欧洲的这种及其后那些类型的条播机既昂贵又不可靠。在十八世纪以前，中国在农业生产率方面与西方相比，基本上前者相当于“发达国家”，而后方则是“发展中国家”。同后世一样，形成这种巨大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上的差异。

遗憾的是，当塍垄上普遍种上了田塍豆，导致牲畜业进一步萎缩之后，中国的种植业便开始了倒退。尽管从养活的人口来看，明清时期的农业仍有发展。以单产而言，十七世纪时中国每公顷耕地的大米产量已达到23公吨，这是现代以前农业技术理论上的最高产量。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土地的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劳动生产率却在下降。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便在于人耕取代了牛耕。

由于一牛可抵七到十人之力，因此少一头牛就相应地要补充七到十个劳力，这便导致农村对劳动力有着非常旺盛的需求。而人口的增加则反过来又压迫畜牧业的生存空间，导致牛力愈加缺乏，于是以人力代替牛力更加盛行，然后便是新一轮的对更多劳动力的需求这种恶性循环，除非爆发旷日持久的全面性战争或是类似欧洲黑死病的瘟疫，否则几乎不可能中止。

朱棣自然不会傻到脱离实际地去期望让这个时代的农业能够跑步进入机械化大生产阶段，但他也绝不能容忍“人力取代畜力”的历史倒退。

从自然规律讲，只要地多人少，那么牲畜业自然会慢慢恢复元气，进而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毕竟，中等之牛日可犁田十亩，一牛可抵七至十人之力，耕耘多用牛功，既省费，也省功。然而朱棣觉得仅仅依靠开展殖民活动来保障人均拥有足够的农田还不够，他决定充分利用行政手段来鼓励农民养牛。

第一卷第十九章人耕十亩太少下

朱棣没有接受那名官员关于“以十亩之限作为累进制税率的基准”的建议，而是新增了一个税种：五十亩以上者，每亩额外征收十文“无牛税”，养牛一头，免征五十亩田的“无牛税”。

对于这个新增税种，大臣们大多持谨慎欢迎的态度。毕竟，无论是士大夫还是乡绅普遍都是崇本抑末的保守心理或者所谓的儒家观念，也就是说，农业在他们的心目中总是放在第一位的。

虽说这个新增的税种会给“有田五十亩以上但无牛”的家庭增加负担，但对于家境较好的所谓“上农”来说，他们有能力维持少量的耕畜，采取牛耕对他们实际上是有利的。而且，由于一牛可抵七至十人之力，一旦耕牛增加，那么单位面积上土地承载的人口就会减少由于崇尚崇本抑末的保守思想以及朱棣之前颁布的移民政策，士大夫和乡绅们会忽略人口向手工业和商业流动的可能，于是人均粮食的拥有量也会增加。这样，一旦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在有着充足存粮的前提下，灾民被饿死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再退一步说，即便灾情太过严重，当地存粮和国家救济均无法满足当地灾民的最低生存保障，那么还有耕牛可以作为食物至少可以减少易子而食的现象。

总而言之，“无牛税”的推出可以增加人均粮食拥有量。对于这一点，明朝的官员自然非常欢迎。

除此之外，推出“无牛税”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

累进制税率所造成的额外赋税无法避免，“无牛税”却很容易规避。为了规避“无牛税”，田产较多的富户就必然会养较多的牛，于是大量耕牛的饲养就会形成一个问题。

由于人口压力的增加，从唐宋时期开始就出现了多种土地利用形式，将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都尽可能地开垦出来进行粮食种植，甚至连山区也因为梯田的开发，使得一些地方竟然达到了“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的地步。古今中外，尽管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会出现短暂的回潮，但总的趋势还是牧地让位于农田。因此，纯粹的退耕还牧是不用考虑的，富户们多半还是会选择以“谷草轮作”的方式养牛。

在朱棣看来，以“谷草轮作”的方式养牛也行，但还不够好。朱棣并非农业专家，他只是凭感觉认为这个时代最好的方式应该是所谓的“诺福克轮作制”。这种四圃制是以小麦、芜菁、大麦和三叶草轮番种植。它的理论基础是种过三叶草的地方小麦生长得更好，种过小麦的地方芜菁生长得更好，种过芜菁的地方大麦生长得更好，种过大麦的地方三叶草生长得更好。

用这样的循环方式，不仅使休闲的频率降低，还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芜菁和三叶草增加单位面积的载畜量的同时，也就增加了肥料的供应。畜肥是这个时代主要的肥料，畜肥量的增加，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和谷物的产量。除此之外，芜菁和三叶草还可以直接地作用于土壤。芜菁和中耕结合在一起可以取得抑草作物的作用，三叶草做为一种固氮的豆科作物，可以增加粮食作物所必需的营养供应，对于提高谷物的产量起到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