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无法置信，有人在挑战他们的神，羞辱他。更糟糕

的是，这个家伙居然是个瘦小的哈扎拉人。阿塞夫看看那块石头，又看看哈桑。他仔细看着哈桑的脸，他所看到的，

一定让他相信哈桑并非妄言恫吓，因为他放下了拳头。

“你应该对我有所了解，哈扎拉人。”阿塞夫阴沉着脸说，“我是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今天这事可没完，相信我。”

他转向我,“我跟你也没完，阿米尔。总有一天，我会亲自让你尝尝我的厉害。”阿塞夫退了一步，他的跟班也是。

“你的哈扎拉人今天犯了大错，阿米尔。”他说，然后转身离开。我看着他们走下山，消失在一堵墙壁之后。

哈桑双手颤抖，努力把弹弓插回腰间。他的双唇弯起，或是想露出一个安心的微笑吧。他试了五次，才把弹弓

系在裤子上。我们脚步沉重地走回家，深知阿塞夫和他的朋友很可能在某个拐角处等着收拾我们，没有人开口说话。

他们没有，那应该让我们松一口气。但是我们没有，根本就没有。

在随后几年，喀布尔的人们不时将“经济发展”、“改革”之类的词挂在嘴边。君主立宪制被废弃了，取而代之

的是在共和国总统领导下的共和制。有那么一阵，这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也有各种远大目标，人们谈论着妇女

权利和现代科技。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尽管喀布尔的皇宫换了新主人，生活仍和过去并无二致。人们依旧从周六到周四上班，依

旧每逢周五聚集在公园、喀尔卡湖边或者帕格曼公园野餐。五颜六色的公共汽车和货车载满乘客，在喀布尔狭窄的

街道上川流不息，司机的助手跨坐在后面的保险杠上，用口音浓重的喀布尔方言大声叫嚷，替司机指引方向。到了

为期三天的开斋节，斋戒月回历的第九个月为斋戒月。之后的节日，喀布尔人穿上他们最新、最好的衣服，相

互拜访。人们拥抱，亲吻，互祝“开斋节快乐”。儿童拆开礼物，玩着染色的水煮蛋。

1974年初冬，有一天哈桑和我在院子里嬉闹，用雪堆一座城堡。这时阿里唤他进屋:“哈桑，老爷想跟你说话”

他身穿白色衣服，站在门口，双手缩在腋下，嘴里呼出白气。

哈桑和我相视而笑。我们整天都在等他的传唤：那天是哈桑的生日。“那是什么，爸爸你知道吗可以告诉我

们吗”哈桑说，眼里洋溢着快乐。

阿里耸耸肩:“老爷没有告诉我。”

“别这样嘛，阿里，跟我们说说。”我催他，“一本图画册吗还是一把新手枪”

跟哈桑一样，阿里也不善说谎。每年我们生日，他都假装不知道爸爸买了什么礼物。每年他的眼神都出卖他，

我们都能从他口里将礼物套出来。不过这次他看来似乎真的不知道。

爸爸从来不会忘记哈桑的生日。曾经，他经常问哈桑想要什么，但后来他就不问了，因为哈桑要的东西太过细

微，简直不能被称之为礼物，所以每年冬天爸爸自行挑选些东西。有一年他给买了一套日本的玩具车。上一年，爸

爸让哈桑喜出望外，给他买了一顶毛皮牛仔帽，克林特伊斯伍德带着这种帽子演出了黄金三镖客这部电

影取代了七侠荡寇志，成为我们最喜爱的西部片。整整一个冬天，哈桑和我轮流戴那顶帽子，唱着那首著名的

电影主题曲，爬上雪堆，打雪仗。

我们在前门脱掉手套，擦掉靴子上的雪。我们走进门廊，看到爸爸坐在炭火熊熊的铁炉前面，旁边坐着一个矮

小的秃头印度人，他穿着棕色西装，系着红领带。

“哈桑，”爸爸说，脸上带着不好意思的微笑，“来见见你的生日礼物。”

哈桑和我茫然对视。那儿没有见到任何包着礼物的盒子，没有袋子，没有玩具，只有站在我们后面的阿里，还

有爸爸，和那个看上去像数学老师的印度人。

身穿棕色西装的印度人微笑着，朝哈桑伸出手。“我是库玛大夫，”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他的法尔西语带着

浓厚的印度卷舌音。

“你好。”哈桑惴惴说。他礼貌地点点头，但眼睛却望向站在他后面的父亲。阿里上前一步，把手放在哈桑肩

膀上。

爸爸望着哈桑迷惑不解的眼睛:“我从新德里请来库玛大夫，库玛大夫是名整容外科医生。”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个印度人库玛大夫说。

哈桑摇摇头。他带着询问的眼色望向我，但我耸耸肩。我只知道，人们要是得了阑尾炎，就得去找外科医生医

治。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此前一年，有个同学死于阑尾炎，我们老师说他拖了太久才去找外科医生。我们两个齐

齐望向阿里，但从他那里当然也得不到答案。跟过去一样，他仍是木无表情，但眼神变得严肃一些。

“这么说吧，”库玛大夫说，“我的工作是修理人们的身体，有时是人们的脸庞。”

“噢，”哈桑说，他看看库玛大夫，看看爸爸，又看看阿里，伸手遮住上唇。“噢。”他又说。

“这不是份寻常的礼物，我知道。”爸爸说，“也许不是你想要的，但这份礼物会陪伴你终生。”

“噢，”哈桑说，他舔舔嘴唇，清清喉咙，说:“老爷，这这会不会”

“别担心，”库玛大夫插嘴说，脸上带着微笑,“不会让你觉得很痛的。实际上，我会给你用一种药，你什么都

不会记得。”

“噢。”哈桑说。他松了一口气，微笑着，但也只是松了一口气。“我不是害怕，老爷，我只是”哈桑也许

是个傻瓜，我可不是。我知道要是医生跟你说不会痛的时候，你的麻烦就大了。我心悸地想起去年割包皮的情形，

医生也是这么对我说，安慰说那不会很痛。但那天深夜，麻醉药的药性消退之后，感觉像有人拿着又红又热的木炭

在烫我的下阴。爸爸为什么要等到我十岁才让我割包皮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原谅他的事情之一。

我希望自己身上也有类似的残疾，可以乞换来爸爸的怜悯。太不公平了，哈桑什么都没干，就得到爸爸的爱护，

他不就是生了那个愚蠢的兔唇吗

手术很成功。他们刚解掉绷带的时候，我们多少都有点吃惊，但还是像库玛大夫先前交代的那样保持微笑。但

那并不容易，因为哈桑的上唇看起来又肿又怪，没有表皮。护士递给哈桑镜子的时候，我希望他哭起来。哈桑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