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1984年，我在弗里蒙特一间卖录像带的商店。我站在西片区之前，身边有个家伙拿着

便利店的纸杯，边喝可乐边指着七侠荡寇志，问我有没有看过。“看过，看了十三次。”我说，“查尔斯勃朗森

在里面死了，詹姆斯科本和罗伯特华恩也死了。”他狠狠盯了我一眼，好像我朝他的汽水吐口水一样。“太谢谢

你啦，老兄。”他说，摇头咕哝着走开了。那时我才明白，在美国，你不能透露电影的结局，要不然你会被谴责，

还得为糟蹋了结局的罪行致上万分歉意。

在阿富汗，结局才是最重要的。每逢哈桑和我在索拉博电影院看完印度片回家，阿里、拉辛汗、爸爸或者爸爸

那些九流三教的朋友各种远房亲戚在那座房子进进出出想知道的只有这些：电影里面那个姑娘找到幸福了

吗电影里面那个家伙胜利地实现了他的梦想吗还是失败了，郁郁而终

他们想知道的是结局是不是幸福。

如果今天有人问起哈桑、索拉博和我的故事结局是否圆满，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有人能回答吗

毕竟，生活并非印度电影。阿富汗人总喜欢说：生活总会继续。他们不关心开始或结束、成功或失败、危在旦

夕或柳暗花明，只顾像游牧部落那样风尘仆仆地缓慢前进。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那个问题。尽管上个星期天出现了小小的奇迹。

7个月前，也就是2001年8月某个温暖的日子，我们回到家里。索拉雅到机场接我们。我从未离开这么长时

间，当她双臂环住我脖子的时候，我闻到她头发上的苹果香味，意识到我有多么想念她。“你仍是我的雅尔达的朝

阳。”我低声说。

“什么”

“没什么。”我亲吻她的耳朵。

随后，她将身子蹲到跟索拉博一样高，拉起他的手，笑着对他说：“你好，亲爱的索拉博，我是你的索拉雅阿

姨，我们大家一直在等你。”

我看到她朝索拉博微笑，眼噙泪水的模样，也看到假如她的子宫没有背叛主人，她该会是什么样的母亲。

索拉博双脚原地挪动，眼睛望向别处。

索拉雅已经把楼上的书房收拾成索拉博的卧房。她领他进去，他坐在床沿。床单绣着风筝在靛蓝的天空中飞翔

的图案。她在衣橱旁边的墙上做了刻度尺，标记英尺和英寸，用来测量孩子日益长高的身材。我看到床脚有个装满

图书的柳条篮子，一个玩具火车头，还有一盒水彩笔。

索拉博穿着纯白色衬衣，和我们离开之前我在伊斯兰堡给他新买的斜纹粗棉裤，衬衣松松垮垮地挂在他胛骨毕

现的瘦削肩膀上。除了黑色的眼圈，他的面庞仍是苍白得没有其他颜色。现在他看着我们，神情冷淡，一如看着医

院那些整齐地摆放在他面前的装着白米饭的盘子。

索拉雅问他喜不喜欢他的房间，我注意到她竭力避免去看他的手腕，但眼光总是瞟向那些弯曲的粉红伤痕。索

拉博低下头，把手藏在大腿之间，什么也没说。接着他自顾把头倒在枕上，我和索拉雅站在门口看着他，不消五分

钟，他就呼呼入睡。

我们回到床上，索拉雅头靠着我的胸膛睡去。在我们黑暗的房间中，我清醒地躺着，再次失眠。清醒、孤独地

陪伴我自己的心魔。

那晚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悄悄下床，走到索拉博的房间。我站在他身旁，望下去，看到他枕头下面有东西突出。

我把它捡起来，发现是拉辛汗的宝丽莱照片，那张我们坐在费萨尔清真寺附近那夜我给索拉博的照片，那张哈桑和

索拉博并排站着在阳光下眯着眼睛似乎世界是个美好而有正义的地方的照片。我在想索拉博究竟躺在床上将手里拿

着的这张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多久。

我看着那张照片。你爸爸是被拉扯成两半的男人。拉辛汗在信里这么说。我是有名分的那一半，社会承认的、

合法的一半，不知不觉间充当了父亲疚恨的化身。我看着哈桑，阳光打在他露出缺了两个门牙的笑脸上。爸爸的另

一半，没有名分、没有特权的一半，那继承了爸爸身上纯洁高贵品质的一半，也许，在爸爸内心某处秘密的地方，

这是他当成自己的真正儿子的一半。

我把照片塞回刚才发现的地方，接着意识到：刚才最后那个念头居然没有让我心痛。我走向索拉博的房门，心

下寻思，是否宽恕就这样萌生它并非随着神灵显身的玄妙而来，而是痛苦在经过一番收拾之后，终于打点完毕，

在深夜悄然退去，催生了它。隔日，将军和雅米拉阿姨前来一起用晚膳。雅米拉阿姨头发剪短了，也染得比过去更

红了，将一盘她买来当点心的杏仁糕递给索拉雅。看到索拉博，她喜形于色：“安拉保佑亲爱的索拉雅告诉我们

你有多么英俊，但是你真人更加好看，亲爱的索拉博。”她递给他一件蓝色的圆翻领毛衣。“我替你织了这个，”她

说，“到下个冬天，奉安拉之名，你穿上它会合身的。”

索拉博从她手里接过毛衣。

“你好，小伙子。”将军只说了这么一句，双手拄着拐杖，看着索拉博，似乎在研究某人房子的奇异装饰。

我一遍又一遍地回答雅米拉阿姨关于我受伤的问题我曾让索拉雅告诉他们我被抢了不断向她保证，我

没有受到永久性的伤害，再过一两个星期就可以拆线了，我又能吃她做的饭了，也向她保证，是的，我会在伤疤上

抹大黄汁和白糖，让它消失得快一些。

索拉雅和她妈妈收拾桌子的时候，将军和我在客厅喝葡萄酒。我跟他谈起喀布尔和塔利班，他边听边点头，拐

杖放在腿上。当我说起我见到那个卖假腿的家伙时，他啧啧有声。我没说到伽兹体育馆的处决，也没提及阿塞夫。

他问起拉辛汗，说曾在喀布尔见过他几面，当我告诉他拉辛汗的病况时，他严肃地摇摇头。但在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注意到他的眼睛不断看向睡在沙发上的索拉博。似乎我们一直在他真正想知道的问题边缘兜圈。

兜圈终于结束了。用过晚饭之后，将军放下他的叉子，问：“那么，亲爱的阿米尔，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们，你

为什么要带这个男孩回来”

“亲爱的伊克伯这是什么问题”雅米拉阿姨说。

“你在忙着编织毛衣的时候，亲爱的，我不得不应付邻居对我们家的看法。人们会有疑问。他们会想知道为什

么有个哈扎拉男孩住在我女儿家。我怎么跟他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