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清廷是苦于没有理论依据，而这个关键时刻，叶开送来了依法治国理论。

官方一句干巴巴的“速开国会，我就是不答应”，只会人民离你越来越远，倘若搁在此前的历朝历代，或许还行之有效，但时代变了，西风东渐，维持了两千多年的那套君臣观念开始被改变，政府的地位由俯视变成了平视，甚至隐隐的有仰视的趋势，在被民意不断推着走的清末三年，这样的现象尤为明显。

只有落实依法治国，朝廷才能重新站在道德最高处，它发出的声音才能被人信服，并且一点点提高自己的跌破底线的权威。

而这些，载沣显然一时不能全部理解。

“依法治国真的能本王是说缓解现在的困局。”

想的半天，载沣也不知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叶开的那套太超前，他也只听了大概。

“欧美各立宪国都是这样，民在法下，法比官大，咱们既然要学人家，就不能只学个皮毛，摄政王，这才是根本。”

叶开也没指望载沣能完全接受，只能搬出西方那几个国家的例子来说服他。

“你说的也对，咱们是后进之国，本就落后，既然要学就要往深里学，如果这依法治国真能让天下太平，你良赉臣功不可没。”

“摄政王过奖了，这功劳可不在良弼，依法治国，是否可行，关键要看摄政王。”

叶开把这个皮球踢了回去，载沣当然不明白前者葫芦里的药。

“本王”

“良弼所说的法子确实是为了挽救当前的局势不假，但倘若只是一句空话，那也是无用，依法治国，重在一“治”字，有法必遵，违法必究，只有这样这依法治国才能落到实处，摄政王应该率先垂范，为天下人带头，只有上行下效，才能让万民信服，咱们的腰杆儿才能硬起来，朝廷的威望才能慢慢聚起来。”

规定法律的人如果第一个站起来破坏，那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而且这种影响更加恶劣，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好。

叶开这么说，载沣就好理解多了，归根结底，载沣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野心的人，他所做的一系列斗争不过是为了天下太平，皇位永固，所以当然不会反对。

“那是当然，本王监国之初，就下令昭告天下，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永远率循，不得逾越，说出去的话，当然作数。”载沣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臣也相信摄政王定会遵守，所以倘若日后天下太平，摄政王要谢只须自己足矣。”

听见载沣的保证，叶开张口笑道，当然，他开出的这个方子还缺少一味最重要的药材。

“依法治国，法律先行，这制定法律的部门非同小可，西方立宪国是国会定法，咱们自然以后也要这样，但现在国会未开，定法的重任就落在宪政编修馆和修订法律馆，这两馆以宪政编查馆为主，负责翻译西方宪政书籍，制定法律纲目，职能重要，地位煊赫。”

叶开的言下之意，就是要载沣把宪政编修馆拿在手里，既然要依法治国，最起码要有法可依，法律归根结底是人修的，当然会掺杂如个人的意志，至于这法律偏向谁，对谁有利，到这个时候就尤为关键了。

制定法律的人一定要是自己人，载沣很好的理解了这层意思。

“宪政馆的主事是谁”载沣问道。

“杨度”叶开照实回答。

这个人载沣当然记得，监国之前，杨度就被清廷任命为宪法大纲的主要编纂人，奉命和王公大臣们宣讲法律常识，他不仅和民间立宪派联系广泛，自己身为湖南宪政公会会长，而且和袁世凯私交甚密，罢袁之时，为袁世凯上书求情的就有他，这也让载沣牢牢记住了杨度。

让这样的一个人占据这如此重要的位置，显然就不合适了。

“宪政编修馆设立一个总理大臣，掌管朝廷所有制律事务。”载沣看了看一旁的叶开，道：“赉臣来当这个法律大臣吧。”

“让臣不妥不妥，法部尚书，戴鸿慈戴大人精通西洋律法，比臣更合适。”叶开站起身来，连忙说道。

“你不用推脱，本王信任你，这法子既然是你提出，你来办最合适。”看着叶开还是一副勉强的样子，载沣缓了缓，继续说道：“他虽然是出洋五大臣，论法律知识，你或许不如他，但若要问谁最精通本王的心意，他不如你，还是你来吧。”

载沣说完，也不再看叶开，端起桌子上的茶杯兀自饮了起来，这事也没有了回旋的余地。

“那臣领命，绝不辜负摄政王的嘱托，为了天下太平，臣就是肝脑涂地，也义不容辞。”叶开顺势大表忠心，这话说的也没错，至于这天下是谁的，就另当别论了。

“肝脑涂地哪有你说那么严重，当法律大臣，又不是让你领兵赴战，你也不用这么大惊小怪。”放下茶杯，载沣说了一个很冷的笑话。

“是，是。”

叶开跟着笑道，他当然要笑，仅仅一拳之隔的载沣不会想到，法律，这条天生就用来束缚权力的缰绳，或许有一天也会捆住自己的手脚，只要他还大权在握。

深呼一口气，叶开向着下一个目标进发。

“臣还有一事要说，摄政王恐怕又要接着听臣鼓噪一番了。”

“说吧。”载沣摆摆手，既然有话要说，他当然不会拒绝。

“依法治国，是长久之计，须日积月累，方能见成效，用在当下的话，恐怕有些鞭长莫及。”叶开斟酌用词，用对方对方完全能接受的言辞说道：“如何疏导请愿风潮刮起的这股民意，才是当务之急，依臣看，得让他们明白，咱们立宪的诚意是有的，绝非什么假立宪。”

第一百四十五章到人民中去

第一更，抱歉有点晚了。

整个清末，思想尚处于封建政权时代的大清朝廷，根本没有把民意放在眼里，总是想法设法把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苏报案”，“查封朝闻社”等等大案的发生，帝国的最高层被冠以“恶政府”的名号，民心早就不知道跌倒哪里去了，特别是请愿运动如火如荼的1910年，民间充斥着各种对朝廷的负面评价，这种极度的不信任感导致的唯一后果就是，无论你做什么事，都是一概论错。

九年立宪，朝廷三令五申，确实动了真格，甚至为了给立宪保驾护航，载沣上台之初，就火速罢免了要求延缓立宪的山西巡抚升允，意志不可谓不坚决。然而，他这么做换来的却是恶评如潮，沸腾的民众用朝廷拒绝“速开国会”的行为质疑载沣立宪的决心，这分明是莫须有啊，载沣有苦说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