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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野龙咩胜听不懂,王巨这是指为了上位的战斗,从这一刻正式打响了。
想要和气生财,那是不可能了。
非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再无妥协的余地。
其实舆论战早就打响。
就象几个月前献俘军去京城,开始时百姓所传言的,朝廷未发赏赐,那是王巨暗中派人散发的。至于后来的传闻,则与王巨无关了。究竟是曾布,还是赵子几等人暗中散发的,或者王安石也参与了,王巨不得而知。
不过王安石改革科举,一是废除对官员没有多大帮助作用的诗赋,以便让士子关心时政国策。
二也是能过新儒学为试题,对士子洗脑。
只可惜王安石也想错了,在多数精英反对声中,即便这样洗脑,效果也很慢。
也许平安渡过二十年后,真让王安石洗成功了。
关健那可能给他二十年时机。况且这样做,王安石触犯了一个最大的禁忌,他想做圣人,那么置赵顼于何地哪?
所以不要做圣人,就象王巨摆明了,俺就是所谓的小人,不要碰我,那反而效果更好一点。
想到这里,王巨又说道:“传于百姓时,必须着重说一句,我没有赞成变法。”
“那介甫公会更生气的。”
“无妨。没有这个传闻,介甫公也知道我不支持他的变法。”王巨说道。
王安石变法,本质上还是好的。宋朝不变,再象赵曙时烂下去。不用等金人来。就完蛋了。
可因为敛财过重。确实在民间风闻很不大好听。
如果王安石能听得进去别人的意见,也许王巨会做他的左膀右臂,助王安石变法,自己也能提前上位。关健是王安石听不进去,连薛向的话都不能听。让王巨怎么投靠。
所以王巨想上位,只有两策,一策慢慢等,等到赵煦即政。那得等到那一天?
还有一策,那就是元丰时上位。
那时候应当国家财政也好起来了。
这一点很重要。
象现在,即便赵顼破格给王巨上位,王巨也要被迫着将那个黑窟窿填上,那还是会敛财。
这也是王巨略略同情王安石的地方。
不要小看了这个敛财,变法前宋朝财政只有一亿两千来万。变法后巅峰时是一亿八千多万。
免役钱近七百万不能算。
坊场河渡虽是王巨剽窃过来的,但它确实是良政,也不能算,这个一年也有四五百万。经过王巨改良后,似乎去年达到了近六百万。
那么余下的还有近五千万。这中间有农田水利法,与方田法增加的两税。有一千多万。
另外就是宽剩钱有四百万,青苗贷收入近四百万,薛向总掌南方调度,带来的隐形收入有一千多万,还有市易法有好几百万,以及其他手段,又敛出了几百万。
因此直接敛出来的财政是两千余万,并且这个实价比还非常地高,全部是匹与贯,而非是石与束。
所以这才飞快地将那个黑窟窿渐渐填上。
这时候谁做首相,要么不做为,让赵顼生气,要么做为,让天下人痛恨。
还有一个例子,范纯仁搞种古。
未来范纯仁知庆州,种古以强盗罪名捉了几名蕃人流放到南方,路过庆州城时,蕃人向范纯仁喊冤,范纯仁强行拦下,经过讯问,范纯仁得知几名蕃人乃是种古手下属吏,并非强盗,是种古为了避罪,将知情人远放。
所以范纯仁将几名蕃人释放回家,又上书朝廷,朝廷立即下诏,将种古以诬陷罪流贬。
不仔细读,可能看不出来问题,但仔细读,实际真有不少问题。
一庆州知州若是不带安抚经略使的差职,只能算是环州知州名义上的上司,不能真正全部去插手。最少范纯仁若有怀疑,可上书朝廷,而没有权利真正矫正种古的判案。
其次种古值得为了避罪,诬陷几个蕃子吗?避什么罪,难道强盗没有抓到吗?若那样,那时慕容各族桀骜不驯,岂不是无数庆州官员一一要落马?
因此这个案子有很多疑点,大约范纯仁这么干激怒了种古,种古上书反击,说范纯仁擅自发常平仓粮赈贷,收买民心。
这年陕西似乎有饥荒,范纯仁散发常平仓蓄粮赈济,胥吏劝范纯仁上书朝廷才赈济。范纯仁说等不及了,因此直接开仓赈贷。
然而范纯仁这么做,确实是越权办事,再说置中书于何地,难道朝廷连灾民也不救吗?所以种古也没有冤枉。
朝廷派了中使下来查,一查确有此事,那就先抓起来吧。然而老百姓来了,万余人阻于路上,流泪阻止,有的还跳到河中搞议。所以朝廷判决迅速下来,种古继续判诬告贬斥,范纯仁则以其他过错,黜知信阳军,然不久就转成知齐州。齐州就是济南,在宋朝也是一等一的大州。
这就是舆论的力量。
而且是最高级的舆论力量,那就是人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