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的哥大师生刚听了丁龙的事迹，感动不已，又听了武训的故事，对中国人的品行钦佩不已，对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羡慕不已。

听完了李经述的演讲，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在哥伦比亚大学，李经述随后还会见了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约翰·杜威。李经述和这个年近五十的大哲学家，深入交流了一下西方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和批判精神。

杜威1884年获取博士学位后在密执安和明尼苏达大学任教，到1904年就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了。李经述和杜威的会见，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一间教授办公室。这办公室时学院分给杜威的，很普通，也就二十几平方米，两人进行了闭门交谈。

李经述谦虚地向杜威请教：“杜教授，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批评中国就是摸黑中国，你怎么看？”

杜威笑着说：“其实，批判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自人类拥有了批判精神，就仿佛掌握了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生命之火。正是这把熊熊燃起的火，有力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能否树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精神，是其成为能否真正鼓励创新、鼓励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李经述笑道：“你的意思是说批评和批判不一样？”

“那当然！”杜威回答说：“批判，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历史或现实作甄别和审视，对人或事进行分析和解剖，以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其着眼点是广阔的未来。批判还需要一定的条件。”

李经述问：“什么条件？言论自由？”

“是的。”杜威说：“批判还需要知识分子的思想、人格和精神独立，并且，批判必须要讲究逻辑！不能风马牛不相及地乱批评。实际上不管大总统承认与否，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宏大的批判过程。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不妨看作是生物发展对自身的批判，只不过这种批判已经自然化了，显不出其主动性和意识性来。人类社会的批判走的是一个相对短暂的过程。朝代的延续，社会的更替，感谢上帝，直到今天走的仍是一个逐步朝向高级的过程。无疑，这一切都是因了批判的存在。”

李经述笑道：“你把批判的意义说得太过了吧？再伟大的知识分子，知识和经验也是有限的。而且知识分子身上，往往有一些致命的自负情绪。”

杜威对李经述对知识分子的洞察颇为吃惊，点点头说：“我刚才确实夸大了批判精神的意义，但批判，是知识分子唯一的武器，实在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批判所要面对的，既有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又有愚昧的被统治者。前者掌握生杀大权，后者有潮水般的守旧思维，也会杀人。批判者最可怕的敌人是人类的劣根性，人类的劣根性实在不少，无知，嫉妒，自私……有时候先知者往往会被石头砸死。但是没有批判精神的社会，是羊群的聚居地；没有批判精神的民族，注定要落后挨打。”

李经述听了，很赞同杜威的意见，他觉得美国的文化确实有很多东西，比如就像批判精神，值得中国好好学习，他也开始考虑中华文明革新的大问题。他想，必须让科学和民主成为中华新文明的一部分。

访问完哥伦比亚大学，李经述还在美国考察了一段时间，为回国以后的改革做准备。李经述去了很多美国大公司，比如总部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美孚石油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等，工地上密密麻麻的输油管道，车间流水线上一台台待整装的汽车，让李经述大为震惊，他强烈意识到：现代的工业，每一颗螺丝钉，每一条流水线，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且，工业体系，还真不是那些知识分子在脑子能空想出来的，必须强调真抓实干的精神。

这一路考察，李经述对比中美文明，他发现了中华文明到现代社会的重大缺陷：由于传统儒家思想以礼制等形式几乎无处不在地管辖着人们，几部道德说教的经典书籍，如四书五经，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书籍。而人们的现代生活，却往往最需要法律、经济、文明政治来调和各种利益，这时，传统思想就走向了远离现实经济的抽象玄思。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明，不是从现实中来的，而是从所谓的圣人的脑子中构建的。简单地说，中国人习惯于脑子里先有一个理想的社会，然后用所谓的礼制和道德去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包括经济行为，企图建立一个乌托邦的道德社会，然而这个道德社会不考虑现实中人们的各种利益冲突，最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现实矛盾，大家都讲道德而不讲利益分配的公开规则（常以公开的合同或法律形式表现），最后伪君子盛行。而美国人恰恰相反，美国人务实，人们发现是现实的经济而不是思想引领社会，以至支配政治的动力，经济活动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和人们关切的焦点，整个美国文化便是从现实的利益规范中来的，是法治文化，美国人都讲公开的规则，而道德在个人领域被极大压缩，最后反而是美国文化，从实际出发，有一种强大的摄取人心的力量。所以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才被很多美国人奉为圭臬，大放异彩！

回国后，李经述便命人将这次考察的见闻和感想全部记录下来，在全民展开热烈讨论，对国人进行思想解放，为中华帝国下一步的深入改革做准备。

就在李经述回国后的一个月，英国皇家海军在地中海海域扣押了一艘中国商船，这艘船当时运送纱布前往德国。英国人虽然早从《纽约时报》中得知了中美强硬的联合声明，但傲慢的丘吉尔认为，中国人此时绝对不敢对大英帝国和协约国开战。

李经述得知后大怒，让外交总长伍廷芳知会美国后，马上召集段祺瑞、袁世凯、刘步蟾、邓世昌等高级将领开会，决定给英国人以沉重的教训，以武力来维护中国的贸易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