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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总局的李尚民拿下了京城首虎王治馨，各地的廉政局也加大了反腐的力度，一时间全国的老虎和苍蝇都打了不少，知足的民众欢呼雀跃，都盛赞李经述英明。但是，一些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政府没有从制度层面彻底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表示不满。

那天，在总统府办公室，廉政总局局长袁世凯敲门进来，把一份申报摆在了李经述的面前，其中的“自由谈”栏目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批判文章《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人民为一只只老虎和苍蝇因反腐的倒掉而欢呼、麻木。我们每个人都在逃避时代所要我们面对的责任，即主动、自由、理性、迅速地采取行动，督促政府彻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我们的时代，国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这是事实。我们的经济获得巨大成功，这也是事实。我们的军队，在亚洲和西伯利亚的战场取得空前的胜利，这是事实。我们的反腐事业，获得巨大成就，这还是事实。但是，政府部门的那些*的老虎和苍蝇，他们位子上没有约束的权力，依然任何改变，换了一个人上台，还是可能贪污*，这也是事实。

我们的时代。每天都能从报纸上，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表述：有关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多么繁荣，我们的时代，是多么伟大，我们的人民，多么幸福，我们的梦想，明天一定能够实现。但是，我们谁都明白，我们的国家还并没有真正的强大繁荣。我们民族每个人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企业长期靠着贬损劳动者的尊严，政府靠着畸形的房地产市场和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我们正在浪费子孙后代的能源，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甚至空气。

到今天，我们并不需要统计数据，也能明白：数千万青年在大城市里背负着几十年的银行贷款，每个月为了偿还银行高额的利息而毫无尊严地活着，几千万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工地、在工厂的流水线没有任何保障地干活。我们国家的纳税人，只有纳税的义务，还没有相应的权利。

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更糟糕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社会之中。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国、民主、自由、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容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在这娱乐至死的时代，它们显得滑稽可笑。老人倒地不赶去扶助，家人病了没钱去医院，这不是个别的现象。

这一年，时间过得很快，而新时代的到来，似乎又来临得特别慢！有些人，还将自己或者别人当作一个赚钱的工具，我们的人民被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

我们的社会，有太多的敌人，那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内斗。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的同胞，在听到世上有人认为自由高于生命，责任超越物质，希望能战胜强权，都会感到新奇，那样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这，也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这世上仅存的最后一点希望！”

这篇文章署名“鲁迅”。李经述看到这个名字，很熟悉，再看了这篇文章，一气呵成，思想一如既往的锋利，像一把匕首。于是问袁世凯：“这个鲁迅，是笔名吧？查到这人是谁了吗？”

袁世凯点点头，说：“大总统，鲁迅在文章中影射你是秦始皇，很多议员看了这文章都很气愤。俺命人查了一下，鲁迅是浙江绍兴人，1886年入私塾。1898年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为周树人，同年十一月因不满该校乌烟瘴气的校风，愤而辍学，随后考入京师大学堂，他一贯大胆感言，现在教育部任职。俺已经吩咐教育部将他停职。今天俺特来请示要不要把他抓起来。”

“周树人？哦，果然是他。”李经述说：“抓他干什么？”

“怎么？大总统你认识鲁迅？”见李经述的面色有变，袁世凯有点惊讶，问道。

“岂止是认识？我读过他很多文章。”李经述笑着说，他想起了一个有趣的话题，鲁迅要是在现代社会，会不会被抓起来呢？不过他这时肯定是不会派人将鲁迅抓起来的，李经述毕竟访问美国时就搞懂了什么叫批判精神。他问袁世凯：“鲁迅现在住哪？”

“就在西三条21号。”袁世凯搞不懂李经述为什么会认识鲁迅这么一个小人物。

知道了鲁迅的住址，李经述忽然起了兴致，打电话给总统府卫队队长大刀王五，让他派了八个心腹，一起便装坐马车去西三条21号拜访鲁迅。

鲁迅毕业后在北京，实际上过的也是“北漂”生活，刚开始在中华帝国政府教育部任职，只是一个小职员，薪水不高。刚开始鲁迅买不起房，住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西的绍兴会馆里，会馆因失修多年，桌椅陈旧，蚊虫遍布，人员杂乱。鲁迅住的房子，是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西房，为避免喧闹，他后来移入补树书屋。这小屋失修多年，床板上满是臭虫，咬得鲁迅夜夜不能好眠，没办法，便只好在书桌上睡觉。他对这样的住处十分不满意，经常写日记说自己因环境嘈杂，“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一个人住了三年，期间也兼职给各大报馆写文章赚取稿费，补贴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