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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时间到了1903年，又是一个春天，北京的天气乍暖还寒，街道上的柳条刚吐新芽，梁启超、徐世昌、李经方、梁士诒、黎元洪等五人组成的宪政考察团赴欧美考察了三个多月，回到国内。李经述请梁启超等人给国内的议员们作报告，进行思想的自由大讨论。这次报告会特别高端和热闹，总统李经述、内阁总理盛宣怀、参议长容闳、众议院院长张之洞等都参加了大会，袁世凯、段祺瑞、张佩纶、阮忠枢、冯国璋、王士珍、刘步蟾、邓世昌等人都列席了会议。

李经述主持了大会，他先对梁启超等人的归来表示欢迎：“梁总长等诸位同僚不辞劳苦，远涉万里重洋，为了国家的未来，考察美利坚、英吉利、德意志等列强，现在你们可以畅所欲言，在座的也可以自由提问，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反对不等于反动，我们要把这次会议开成团结活泼的大会，奠定宪政的思想基础，真正为中国开万世之太平。现在，有请梁启超总长代表考察团给大家作报告。”

会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一脸严肃的梁启超首先登台，他穿着一身传统的长袍，环顾在座的听众，大声说：“我梁某人今日之所讲，肯定会犹如一个大炸弹，让大家吃惊，让国人震惊。有的人，还可能会骂我梁启超崇洋媚外，但为了国家之前途，民族之未来，我不得不站出来讲。”

李经述说：“梁总长有话尽管说。我们都会认真听的，请知无不言。我希望这次大会能碰出思想的火花，能为我们未来的依法治国提供思想的土壤。”

梁启超点点头，说：“我原以世界大同为自己的理想，还有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所形成的华夷之辨，这些思想根深蒂固，梁某人以为，这些思想将为中国开万世之太平。但我现在觉得，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需要的就是民族知耻感和民众的爱国心！在美国和加拿大，我们重点考察了两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在美国，我亲耳听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巡行全国时讲‘欲进吾美于强盛之域，为我子孙百年大计，舍帝国主义未由也’，这足以使国人猛醒。我们所有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应该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政治上拥有主权，地域上拥有国界，是包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所有人民的民族国家。”

张佩纶平时就有点不服梁启超，站起来问：“梁总长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传统的天下观念有问题吗？”

梁启超一笑，回答说：“是的，我们要做出以下两点努力：第一，破除天下观念，树立国家思想。我们中国人以前总是夸张地把中国看作世界，而不是一个国家，以为天下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国家的文明都是野蛮的，这一趟考察，让我长了见识：中国人在道光年间以后所要面对的世界，决不是一个低等文化的世界，而是要比中国强大的泰西国家。假如我们一味坚持中国文明就是世界上的全部文明的观念，就不可能理智地认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就不可能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中华文明，缺了民主和科学的传统，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另外，我国人爱国心久不发达，则世界主义为之梗也。我呼吁，要在全国范围内，去除中国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的蒙昧思想，认识到中国只不过是众多世界国家中的一个国家而已。”

李经述点点头，说：“梁先生说得对，我们中国人早就应该睁眼看世界，尤其是当政者，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国家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再也不能像慈禧那老太婆一样，无知地向列强十一国同时宣战。”

张之洞捋了捋胡子，站起来问梁启超：“依梁总长之见，破除传统天下观念的中国人，应当如何去面对世界、面对泰西各国呢?”

梁启超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以国家对国家。今日欲强中国，别无它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以前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由此造成的弊端有二：其一是不知有国也，故其视朝廷不以为国民之代表，而以为天帝之代表，结果将忠君与爱国混为一谈。但是，国家与朝廷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朝廷能够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即朝廷为国家之代表时，爱国与忠于朝廷就是一回事。如果朝廷背叛国家利益时，即朝廷为国家蟊贼之时，爱国与忠于朝廷就不能统一了，就像满清朝廷，爱国志士应该推翻之。弊端之二是，因为国人不知有国，故国人独善其身，乡党自好，畏国之为己累，而逃亡也。无近代国家思想的民众，就仅将自己停留在部民和族民的资格上，我们观泰西各国，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因此，中国要强盛，它的国民必须要有国家思想，人民必须树立国家至上的观念。”

袁世凯这时站起来，笑着说：“俺听梁总长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倒是跟总统当年教诲俺们新军‘爱国不等于爱满清朝廷’意思差不多。”

李经述笑着说：“是有*分相似。不过这也不是我的发明，孟子早就说过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朝廷和政府就是舟楫，老百姓不满意了，可以覆舟啊。所以我们的国家，再也不能像过去的皇帝一样，认为‘朕即国家’，我们当政者要有危机感。”

这时，参议院议长容闳站起来说：“我同意中国人民需要现代国家的观念。但泰西之国家，是由个人各求其安宁求其自由，相议和意而结成的，民族主义太过强烈，未必是好事，我不太同意梁总长说的‘国家至上的观念’，这会有损于个人之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