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杂類

入明后蒙古子孙流寓中国的，令所在编入户籍。在京城的编为樂户，在州邑的编为丐户，生活一落千丈。《三风十愆记》叙常熟丐户之妇女生活：

丐户多在边海之邑，其隸于常熟者，男谓之贫子，妇谓之贫婆。其聚族而居之处谓之贫巷。初无姓，任取一姓以为姓，而各以种類自相婚配。其男以索绹为业，常不足以自给。妇则…受役于殷实高贵之家，所获常百倍于男…男子不復理前业，衣冠楚楚，安坐而食；妇则为伴娘、为卖珠娘、为小儿医，常以一人而营數业…当有事而出，则令其夫或携小囊，或负小筐，相随于后。道遇所熟識，则妇趋迎而前，殷勤欢语移时，夫则俯立道旁，不敢与其人举手；然亦实不知其何许人也。至大户家，妇则直入闺闼，与内主人燕语饮餤。日旰未及出，夫则局蹐伺候于门外，不敢他往，亦不敢迫促；必俟妇出乃偕归。岁时糕粽，喜庆酒肉，给赏频來，醉之饱之，则拜妇之赐。

可見兩性强弱，无非是经济权力之支配。元明清把上文所述下层而边际之妇女图像合称三姑六婆，可分宗教、医療、商业三种性质分說。

尼姑、道姑所以出家入道，除宗教信仰，多半是婚姻或家庭的原因。女子有以诵经、茹素维持家庭和谐（反衬男子难窒欲）女子奉佛众。削发为尼原因有守寡；被骗婚；或被指冲犯孤辰、不宜婚嫁、被休、或为先人祈福（父母筹钱为买度牒）。从宋律女子15至明律50方得为尼，具見政权对女性宗教人士之打压。一般老百姓难分尼姑、道姑曾否受足戒。司马光《家仪》、袁采《世范》等家训警告尼姑道姑不能进家门，显然她们是常客，亦見其不为社会所接纳。宋比丘尼之社会形象并非如明之将之列入三姑六婆中。寺院生活以节日如浴佛节或菩萨生日最見热闹；为生活比丘尼亦会织造手工艺出售。

卦姑与师婆为人卜卦测命、擂鼓邀神，類今之所谓靈媒女巫。中国自古巫医不分，以巫术治病，于明文献亦有所征。

药婆出卖安胎、堕胎药草、成药外，亦通晓术數与秘方。女性医者所获医术多半习自男性，明例有女医姥授男性医者。宋人对这些善医女性少给负`面`评价；明士笔下之外，明市井对之亦不排斥。明制民妇即便是宫女母，非有旨不得出入禁中，三婆（奶、医、稳）则例外。明中葉后江南出版业勃兴，出现撰写医书的女性。谈允贤（1461－1554）传自祖母而有《女医杂言》之作。上层社会之女医与游走四方的婆字辈妇女容或有異，在男性书写中却颇难区别。

自南宋，民间接生者清一色是女性。大概是兩性接触禁忌加强，使得女性医療人员更显重要。異乎儒者之记载，稳婆之正面形象与实际之重要性均可見诸宋明着名医家笔下。女性不若男性可受训医科，西方学者却谓传统中国的助产业相当发达（明曾旌表闽县节妇程姐原是女巫）。

卖婆穿梭市井、登门卖物，珠翠胭脂、帮忙簪妆。插带一回明末价是二至三钱；可見其類商贩之规模。牙婆以介绍买卖为业，尤是促进瘦马流通之主角。明末张岱（1597－？）《陶庵梦忆》曾详载牙婆为人择婢妾之逐步检视手脚肌肤声音等。

从小說与相关史料推测，自南宋产生以维持生计为目的之职业媒人。由于宋元商业城市之兴使人口显着集中而增加居中介绍之可能性。

虔婆开设秦樓楚院（有为此作公众场域之诠释）、媒介色情交易。明初置官妓于南京富樂院，以罪犯俘虜为妓。院外有著名的十六樓。宣德（1426－1435）虽禁官宿娼，但民间土妓家居□□，不可胜數；可見虔婆贯串活动当十分活跃；亦見【明社会一面强调节烈一面□□高涨之现象】。

三姑六婆利用特殊之女性身分，所谓'体格终须是妇女，交搭更便’，串街走巷，或身兼數职的做一些小买卖，从事接生、牵线之事。有诠之为游民成传讯性质，实類今之信息服务行业。三姑之化缘求施，六婆之经济营生，皆与钱财有关。从事这類工作之妇女，具有自发性累积财富之能力，属于自给自足之生活形态，有别于一般妇女在生活上的被动角色。其为家族家训所严诫，固不乏有取财无道之辈，更重要的恐是今日所見有关史料，俱是男性儒者之书写流传；与士人所撰女性墓志铭多歌颂妇德可作对照。

（三）禮法与女教

从歷代仕女图可見，女子文娱活动有弄樂歌舞、赏雪烹茶；至論教育，则女子并无机会和权利与男子一样接受正规的官学或私学，只能在家与兄弟同受业、或由父母单独教授、或自学家中藏书。以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为内容之课程称女学或女教。禮法与女教，内容重点实属呼应。宋元律離婚项目有一、以权在丈夫之七出：

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惡疾（《宋刑统》卷十四，户婚律）。

二、離婚权在法律称义绝，即夫妻情义乖離，其义已绝之意。构成义绝之事由包括兩姓间之相殴或亂`倫（《宋刑统》卷十四，户婚律），可見义绝具极重要之家族意义：因婚姻目的在结二姓之好；若二姓间发生冲突，便失去婚姻之立意，以义绝令離，实理有固然。三、至于和離，是诸離婚项目中较具个人意志者，即协议仳離，女方可主动提出，亦须男方写離书付女方始算成立。和離则男可取回聘禮、女于宋仍可取回妆奁；备案官府，男婚女嫁，各不相干。四、夫離家久经不归：在北宋原有'夫亡（失踪）六年改嫁’之制。至真宗朝（998－1021）因有贪骗妆奁后不归者，改为：夫挟财失踪者，妻可依法離婚，不必等六年之限。南宋宽至三年期，惟男方不能要回聘财。《鸡肋篇》载宋金交战时一兵妻主动向南征的丈夫提出離婚：

垂阳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

下及元代，为保障男子心安远征，元典章〈军民婚〉見立例出征军妻、命妇等不得改嫁，须无限期相候家中。五、妻擅去，处兩年徒刑、并削籍为官妓。若偷嫁，责付官牙，改嫁第三者（《宋刑统》卷十四，户婚律）。另案：官为嫁有精神病丈夫的孙女请離，并带走嫁资；养不起妻的婿，岳母会把女儿另嫁（《朱子语類》卷106）。六、夫嫁妻/和娶□□：或因丈夫贪财将妻转嫁，属违律为婚。一女事二夫有违家族结构之完整，唐宋金元处罚一致。七、无故離婚包括夫沉迷声色、妻貌丑、另作高攀等例，不一而足。

综上禮法所定，义绝、妻擅去又偷嫁、和娶及嫁妻是强制離婚，七出是以男方意愿为主的離婚，和離是协议離婚，丈夫久经不归妻可求離異。表面上夫妻各具離婚主动性，但七出项目多为对女子德性、义务的要求，加上妇女自幼所受女教多与禮法呼应，又不知维护自己利益，故到底是男子较受优惠。

【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逐渐平民化，以往豪门贵族妇女所享有的地位和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也随之消失。】女教内容日趋狭隘-其中较为理想的是教以《論语》、《孝经》、《列女传》和《女诫》；除少數妇女如李易安、管道升、朱淑真能作诗填词以抒发感情外，大部分妇女皆无由培养超卓的見識和才能。北宋女教观叙述，可举司马光与二程（颢，1032-1085；颐，1033－1107）为說。

司马光之女教观是保守的，其《居家杂仪》云：

女子六岁始习女工之小者，七岁始诵孝经論语，九岁为之讲解孝经論语，及列女传女诫之類，略晓大义。

《孝经》是唐陈邈妻郑氏撰的女孝经，《論语》是唐宋若莘(又作宋若华)撰的《女論语》，和西汉劉向《列女传》、东汉班昭《女诫》，都是教训女子的书，都是束缚女子的；实非要女子真求学问，不过要女子学点做女子的道理。司马光另一著作《家范》中认为‘不宜教近人的歌谣’（唐妓多善诗，李商隐：妇人識字即亂情），反映宋是有人教女子学作歌诗的；見宋代乃女子識字率提高（入明后女子诗歌总集之编纂汇刻乃是时尚）之世、女教仍一贯以德教为主。程颐之女教观念，最著名的莫过于《近思錄》一段：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娶；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娶，以配身也。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說。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贞节自是从兩性共有的德性到女性专属的品德，对宋社会影响尚锌，观乎程颐默认侄媳再醮可知（《近思錄》卷6齐家之道）。

至元，有节妇马氏乳疡不医，可窥后之妇女有病讳医或端赖药婆、师婆；贞节意識已内化于女子心靈。

【明是奖勵贞节最力的时代。】女教书籍有徐皇后的《内训》、解缙（1369－1415）《古今列女传》；内容并没有超过汉代之以德教为主。但女子之智慧却与时并进、女子之*亦随之大增。明人遂感予女子讀书之危险。明末，大多數人都不予女子讀书。呂坤（1536－1618）云：

今人养女，多不教讀书认字，盖亦防微杜渐之意。然女子贞淫，却不在此。果教以正道，令知道理，如孝经列女传女训女诫之類，不可不熟讀讲明，使伊心上开朗，亦阃教之不可少也。

明末温璜（1585－1645）笔錄其母陸氏生平训言成《温氏母训》亦云：

妇女只许粗識柴米鱼肉數百字，多識字无益而有损也。

女教既呼应禮法，法律方面，先有洪武元年（1368）的诏令：

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閭，除免本家差役（《明会典》）。

后因有贪念把寡妇年纪冒填而有成化元年（1465）的奏淮：

如有夫亡时，年纪三十以上，及寡居未及五十妇人，增减年甲举保者，被人首发或风宪官覆勘得出，就将原保各该官吏里老人等，通行治罪。

二十四史中的妇女連列女传及其他传中附及，《元史》以上没有及60人的。《宋史》最多只55人，《元史》竟达187人。修《明史》时所发现的节烈传记竟'不下万余人’，即掇其尤者，也还有308人。宋节妇之涵义是时代道德楷模且有三嫁之妇例(《齐东野语》卷15)，所称'守节要守的苦，尽节要尽的烈’，大概以明为最，观张烈妇惊心动魄之句：

妇道惟节是尚，值变之穷，有溺与刃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