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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上七点，新管会四周皆是炊烟四起，群狗乱吠管会楼下的人群，多半与粟家之事没有直接关系，肚子饿了，在家里人的呼喊之下，东一个，西一个，纷纷散去了。

留在新管会办公楼的，全是粟家林的直系亲属，他们不屈不挠地守在了新管会会议室里。

侯卫东还是强调他的观点，“送医院，先医治再说。”

粟家一位女人道：“我嫂子耳朵打聋了，我们要把打人凶手游勇送到公安局去，你别蒙我们，我粟家人也有读书的。”

侯卫东态度还是很强硬，“你光说游勇打人，游勇为什么打人，谁叫你泼尿，有这样做人的吗，我来泼人一身尿试一试，看你动不动手。”他说得义正辞严，声势逼人，粟家人一时气夺。

他又放缓了声调，道：“你说嫂子被打聋了，口说无凭，必须拿到司法鉴定。”

粟家林哭丧着脸道：“游勇打人总是事实，我堂客要治病，你们总得拿些钱。”

“你们将病人送到县医院，司法鉴定出来以后，如果确实是游勇的责任，你们凭发票来报帐，一分钱也不少你们的。”

副主任张劲当过多年的镇委书记，处理这些事情经验很丰富，他见侯卫东态度强硬，就在一边缓和气氛，他拿着一包红塔山，在屋里走来走去，一边散烟，一边抽着空子与粟家人聊着闲话。

粟家林原本以为新管会的干部打了人，便会息事宁人，谁知新管会主任侯卫东很不好说话，他心里着急。道：“我们家里的钱全部投到了厂子里，送人到医院，医院就要现钱，要么你们先拿钱到医院，要么我们把人抬到政府院子里去。”

张劲在一旁打圆场，道：“我们去和医院联系，先把人送去治病，钱就挂在帐上，老粟，你看行不行。”这个办法。其实也是承认了新管会出钱医病，只是出钱的角度不同，这在法律上的意义是不同地。

按照以往的工作经验，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政府出钱医病，有理也会亏了三分，以后打官司，相对人可以一口咬定：“如果你们没有错，那凭什么帮我们付钱，既然当初付了钱。你们就一定有错。”因此，帮着出钱医病会让政府很被动。

但是。如果政府不出钱，却又不人道，而且事情不好收场，所以张劲就出了这个主意，算是取了中庸之道。

双方就这个问题又搓商了一会，最后粟家的人勉强同意了这个方案，粟家林道：“我修了那个蘑菇房，花了两万多元，拆掉这个蘑菇房，必须赔钱给我。去年征地得的钱，我用了一半建这个蘑菇房，如果被拆掉，我就只有到新管会来吃饭。”

张劲笑眯眯又递给他一枝烟。“救人要紧，你们先将人送到医院，那个菇房暂时不动。”

粟家林当过队长。办事很牢靠，不理睬张劲的拉拢，道：“你们要给我写一个字据。”

:=过新管会授权，粟家林根本没有权力在老厂房里建这个作坊，至于搬迁的损失，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只能是由粟家林自己负责。

法律虽然规定得很清楚，但是现实情况又是一回事，粟家林的行为虽然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可是强制拆迁蘑菇房，粟家林就会损失一半的拆迁费，这种损失，对于益杨新管会的普通农家来说，根本不能承受。

处理这件事情，如果是律师就很简单，粟家不仅要无偿退出厂房，恢复原样，自负损失，甚至还要因为擅自占用他人财产而对产权所有人进行补偿。但是作为政府官员，顶着人民政府地帽子，就必须考虑社会效应，考虚粟家林家中实际的生活，考虑到粟家林以后生产需要。

侯卫东忍着气，道：“不写字据，你们村支书在这里，人大面大的，我说话算话，暂时不拆除你的蘑菇房。”

晚上八点钟，事情暂时得到了控制，粟家十来口人离开了新管会。

杨柳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请示道：“侯主任，已经八点钟了，我建议到城里吃饭，就到重庆江湖菜馆，价廉物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