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失去了一切，沦为这黑暗的牺牲品。”

听到内森的话说得沉重，萨拉向父亲投去轻轻的一瞥，目光又转回到了林义哲的身上。

“在南宋灭亡之后，中国的黄金时代，便结束了。”内森接着说道，“后来的王朝，尽管也有商业发展的时候，但歧视商人阶层的传统并没有被放弃，所以也就再难重现昔日的辉煌了。”

“是这样。”林义哲正色道，“而且直到今天为止，这种落后的观念，仍然在阻碍着中国的发展。而我，就是想要用最大的努力和一切办法，改变这种状况。”

“这可并不容易。”内森温和地笑了笑，“其实自从上次您帮助我们的家族之后，我就一直在关注着中国。我也注意到，中国现在的商业也很兴盛，但是限制也非常多，而且有些情况和我们的家族的遭遇非常类似，就是”他顿了顿，注视着林义哲的眼睛，谨慎地措了下词，“不得不应付来自于政府的要求。不同的是，中国政府的要求，常常是商人们难以承受的，而且是无法拒绝的。”

听到内森小心地用了“政府的要求”这个字眼，林义哲不由得讶异于内森的博学和看问题的一针见血。

内森的这句话，的确说出了东西方世界“官商”境遇地位不同的本质

西方的罗特希尔德家族和东方的十三行，可以说都是官商，但罗特希尔德家族有“第六帝国”之称，而十三行，则是“天子南库”

人家是“国”，而你是“库”

这两个不同的称谓，所代表的含义，也是截然的不同

“国”便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而“库”，只能任由取拿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不同，是和中国几千年来，从上到下的“重农抑商”思想政策密切相关的。

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因为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固民于土”还有利于社会稳定。而商业是需要资本和人力流动的，私人工商业主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换与高利贷盘剥农民，另一方面商业活动丰厚的利益回报又吸引着相当一部分农民“舍本趋末”，从而大大削弱了王朝的统治基础。发展工商业不仅不如经营土地那样使生活有保障，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治国主张。因此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商业有时也包括手工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

“重农抑商”政策的出现，除了其经济原因或物质方面的原因外，还有文化方面的原因，即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

以十三行家族的资产、他们的知名度，与罗特希尔德家族相比，同为官商，为什么十三行却无法在中国取得象罗特希尔德家族在欧洲各国的地位，是因为，左右他们命运的，不是法律，而是权力，是掌握权力的皇帝和朝廷官员的意志。

只要权力阶层的“重农抑商”思想不变，中国的商人，就无法摆脱成为权力阶层的“库”的命运。

这其实才是中国商人真正的困境

中国商人不能不畏惧、谄媚、逢迎权力的命运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到汉武帝打击富户、颁布“告缗令”时基本定型，延续了两千多年。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裕，其原因亦可用来说明，中国商人为什么优秀，而很难把商业做大做强。华人的经商天赋，是得到世界公认的。中国商人的勤劳坚韧、对市场的敏感、气魄的浩大，绝不亚于犹太人，中国从古到今，多数商人不但富不过三代，就自己那一辈子，也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根本的原因是两千多年的帝政时代，不可能建立起保证市场公平交易、自由竞争的法律体系。任何市场的交易都要有一种稳定的契约执行机构，保证交易双方的利益，否则风险无法预料，成本难以估量。而保证市场公平规则执行最强有力的只能是政府。但在在中国历朝历代，多数王朝不但不是公平交易制度的建立者和维护者，反而是最大的破坏者，不少官员利用权力对子民的财产既包括小户的一亩三分地也包括巨商的万贯家产予取予夺，这也是历代王朝陷入政治危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在秦以前，商人是可以傲王侯的，财富拥有者可以对抗权力，直到秦朝刚刚建立时，朝廷还得善待巨商。但资本是流动的，资本的流动必然要带来人员的流动，引发思想的活跃，言论的难以控制，这和中国历朝“固民于土”的主要社会控制形式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难题：既要利用商人生财，流通货物，来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运转，又得防止商人阶层崛起带来的管制难题。于是，历代统治者的基本思路就是对商人的“控制使用”，允许商人在一定范围内追逐利益，但绝对要打压其政治上的诉求。明太祖朱元璋诰命商人为“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从身份上矮化商人地位，就是此种目的。因此，商人要挣钱，尤其要挣大钱，除了巴结官府、伺候官员外别无他途，可以说，官商结盟是中国商人几千年来做大买卖的“不二法门”。

与官家走得近，固然可以牟利，但也可以说是取祸之道。

第一百八十九章“野心家”和“奸商”的勾结

与权力结盟而致富，使其财富的获得具有原罪，这种原罪导致一种恶性循环，随着财富的增加，巨商对权力的依附只可能越来越强而非相反，商人对政治权利的要求，从来不敢像大宪章诞生时期的英国商人那样，以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与权力握有者博弈，只能仰权力鼻息，或者用金钱支持某个官员为自己谋利。如此，与权力结盟只会使商人更加骄纵，于是，“为富不仁”几乎成为公众贴给富商的标签，而权力掌握者利用“告缗令”发动群众运动往往很有成效，在权力和民粹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的商人和商业，在千年的帝政时代里，其生长必定是畸形而艰辛的。依附权力的商人得志时威风八面，但一旦得罪了权力，顷刻就可以使其破产，甚至不保身家性命，明王朝定鼎南京后，江南首富沈万三被朱无璋随便找个理由抄家、充军便是典型的例子。

当商人阶层不可能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甚至他自己最基本的人身权、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时，他们怎么可能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古代商人一掷千金为善，多半是两种情况，一是基于熟人社会的伦理道德造福乡梓而获得光宗耀祖的快感，因此那些远离故乡的陌生社会里，坑蒙拐骗无所不干而暴富的商人，回到故乡却成为一个乐善好施的谦谦君子。二是取悦于权力，在权力的要求和暗示下“乐捐”，来支持官府的事业，当然也包括赈灾、兴学这类公益事业，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商人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因素，但对多数商人来说，讨好官府的成份更浓。

权力对资本的过度控制，使传统的中国商人，热衷于向官府讨一件护身的“黄马褂”。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万万难以出现中国人的“第六帝国”的

而“第六帝国”的出现，和西方重商主义的大环境亦不无关系

内森显然对这些了解得非常清楚，是以才会对林义哲说出刚才的那番话来。

gu903();“中国的历代皇帝，对商人一直都是控制使用的，并且不希望过多的人从事商业，他们希望人人都是农民，固守在他们的土地上。这种思维，到现在一直没有多少改变。我想知道，您打算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变这一切”内森微笑着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