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交涉的。此获救之二人确为日本人，这倒是没什么可说的。”

听了李鹤年话中提到的是美国人救下的日本渔民，林义哲在心里暗道：只怕未必

因为他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一段往事

1871年12月，中国的属国琉球王国也是日本萨摩藩的藩属，中国这边对此一无所知按例遣使向清廷进贡，途中遭遇暴风雨，使船迷失航向，飘荡至台湾南部，结果与当地的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有54人被杀，12人在当地汉人的帮助下脱险转移到了福州，后由清廷送归琉球。

当时的清廷并不知道，此次事件，会成为日后日本染指台湾的口实

而就在第二年的1872年，日本胁迫琉球成为其“内藩”，“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一行来华，以交换中日修好规条为幌子，刺探清廷对台湾主权认识的虚实，副使柳原前光欺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不懂近代西方“主权”理念，言辞间赚得“生番化外，未便穷治”四字，遂曲解台湾东部“番社”非中国主权所有，于1874年5月由海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首，以1871年“日本国民实际上是琉球民众”被“生番”杀害为由，率4艘军舰及陆海军官兵3600多人，进攻台湾

日本侵台的借口是“番地无主论”，即将清廷官员所表述的“生番化外，未便穷治”四字，曲解成“番地无主”，非中国领土，故日本可据而有之。

这诚然是诡辩。但日本政府这一诡辩，却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早在1867年2月，美国商船“流浪者”号在台湾东海岸洋面失事，登岸人员为当地“生番”所杀。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chareswiiaegendre找到闽浙总督衙门交涉，清廷地方官员为了推托责任，即提出了这种看似有理，却是给自己挖了个大坑的当地土番“非归王化”的说法。

李仙得当然无法认可清廷地方官的推托之辞，他认为：“两百年来，中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由西岸以至东岸，逐步扩张，事实上从未承认生番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西岸的居民，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且成为台湾官府的专卖品，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违者则严行惩治，所谓生番地区不属中国管辖的说法，实则毫无依据。”

与李仙得直接交涉的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吴大廷，则在针对此事给朝廷的奏折里开头即称：“生番之地鸟道羊肠，箐深林密，自来人迹所罕到，亦版图所未收。我朝设土牛之禁，严出入之防，所以戢凶残而重人命，用意固深远也。”

这些深受中国传统“天下观”熏陶，而对近代世界“领土主权”概念一无所知的地方官们，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极好的推托事件责任的理由，于是在奏折里一厢情愿地认为：

“特以人非华民，地非化内，克日图功，万难应手，准理度情，洋人亦当见谅。”

事情最终捅到总理衙门。会商之后，总理衙门并未否定闽浙地方的交涉措辞，但同时也意识到了当中的问题，于是密函指示闽浙各相关官员，特意强调了台湾“生番”地区的版图归属问题：“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其地究系中国地面，与该国领事等辩论，仍不可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以致洋人生心”。

在总理衙门的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体系里，台湾“生番”地区属于“中国地面”，是中国疆土无疑；“生番”未归“王化”，中国法律无法管辖“生番”。这两者是可以并存不悖的，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前者近似于近代西方的“领土主权声明”，后者则是基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

在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体系中，总纲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中央王朝自视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辐射，依照“开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依次包括：世居其地，为国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门户、纳贡称臣的四裔藩属；藩属之外，则是未知之地。其经典描述则是：中国居天下之中，四夷居天下之偏。中国与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这种“天下观”里没有具体的领土主权界限，一切视“文明开化”程度而定。

1683年清廷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其“理番”政策始终基于这种“天下观”理念台湾全岛虽属版图之内，但其民众依受教化程度高低，被划分为民、番两级；“番”又分两种：“其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其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前者属于“化外”，后者则须纳“番饷”，朝廷教化所及，“生番”也可以向“熟番”转化。

第二百一十五章棘手生番

这种编民熟番生番的分类治理的方式，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化外”、“化内”的政治话语体系，所依据的都是中国传统的教化礼仪所及的程度与界限，而与疆界无关。故而，在清廷看来，将台湾东部“番地”描述成“未归王化”、“生番化外”，并无不妥，而且可算是一次很值得借鉴的“成功交涉”。

但美国领事李仙得却无法“见谅”。他根本理解不了清廷官员的“天下观”，只能将“番地未归王化”理解成清廷地方官的狡辩：“番地非中国领土，故中国对番人杀害美国船员不负责任”。在李仙得看来，这种推托责任的方式，简直不可理喻。

“流浪者”号事件最终以李仙德与台湾当地土番自行缔结约定不得杀害美国船员而告终，清廷自以为得计，在其中充当了面目模糊的“保媒拉纤”的角色。

殊不知，曾强烈要求清廷承认对台湾“番地”拥有主权的李仙得，在此事件之后，即着手开始炮制“台湾番地无主论”，多次进入台湾，按需搜集各种资料。在其计划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之后，转而受雇于日本政府

李仙得在提交给日本政府的首个备忘录里这样描述自己的“台湾番地无主论”：“如果说中国政府自己发现了此岛，也可以说又由中国政府自己放弃了此岛。清国政府对一部分的岛民施以布政教化，那么按道理清国政府也应管辖另一部分，但清国政府却不能拿出事实上的有效证据。”

长期受中国文化熏染的日本，显然是了解清廷的“天下观”理念的，曾几何时，它也是这“天下”的一部分明朝嘉靖年间，传教士沙勿略试图以基督教归化日本，但却遭到了拒绝，日本人的理由是：“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这使得稍后来到东方的利玛窦深刻认识到：要归化东方，必须先归化中国。

深悉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全面西化。这种身份在清廷面前于是乎就成了巨大的优势：他们了解西方的近代外交理念的同时，又深悉清廷传统“外交观”的种种漏洞，及其与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种种冲突之处。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在清廷身上获利，成了明治政府维新之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征韩论”与夺取琉球，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日本，甚嚣尘上。台湾，自然也不能幸免

林义哲算了下日子，他是1873年1月22日回来的，而马上到来的2月，日本政府任命副岛种臣为全权大使出使中国，名义是与中方交换中日修好条规，而大清朝廷这个时候正因为外国使节觐见礼仪问题而焦头烂额，出于某种幼稚的政治好感，副岛种臣被获准与各国使节一起觐见了同治皇帝，而且受到清廷的破格礼遇，不仅没有行跪拜礼，甚至也没有像各国公使们一样行五鞠躬礼。

清廷的用意，无非是觉得日本与中国同属东方，理应彼此亲近以对抗西洋诸国；再者，日本在“天下”之内，抬高日本使节的觐见地位，也就等同于贬低西洋诸国使节的地位。却殊不知，明治之后的日本，早已脱离“天下”，融入世界。副岛种臣此行，更怀着为日本吞并琉球和侵占台湾套取政治口实的隐秘用心

林义哲知道，现在提醒朝廷，时间上应该还算来得及，只是朝廷能不能听进去，就两句话说了。

gu903();现在的大清国朝野上下，因循守旧惯了，没有足够的外力刺激，是根本动弹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