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则一直沿用到清朝。

而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的排序。

后人论及于此，先是用知识分子或有学问的官吏替代了军士，然后，又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末商主义”。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意，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远古的中国人其实并不轻商。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易遁卦中说：“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逸周书程典说：“士大夫不杂于工商。”礼记王制说：工商“出乡不与士齿”。也就是说，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绝对不能与工商业者混居在一起，工商业者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周礼地官司市中还规定，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柱石”，如果当年管仲提出“士农工商”，是以“士农”为优，“工商”末之，那就很难理解他之后的变法政策了。

管仲将四民并列，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识与觉悟，更是他的治国理念的体现。这位具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政治家，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

这种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地位的观念，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战国策中记载的姚贾与秦王的对话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贾人也。”对管仲的商人经历颇为鄙视。

而管仲的思想在后世被刻意淹没，则是由于两大原因。

其一，是齐国一世而衰，以商治国的思想彻底破产。

当时的齐国，坐拥最强国力，但却采取了不扩军和不兼并的“和平称霸”战略，管仲那些维持国际秩序的行动，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齐桓公晚期，中原的晋国和南面的楚国纷纷并吞小国，疆域不断扩大，它们的军事冒险无疑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两年后，齐桓公死于宫廷政变，齐国迅速让出了霸主权柄。自此以降，相继称霸的诸侯均以开疆拓土而威慑天下，“尊王攘夷”异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其二，便是管仲思想与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贱商”著称，在他们看来，管仲从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风、施政纲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论语宪问中，子贡就认定“管仲算不上是一个仁者”。论语宪问中说：“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的诸多经济政策，无论是刺激商贸、鼓励消费还是“以商止战”，在儒家看来，统统都是异端邪说，盐铁专营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西汉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马光都是专营政策的最大反对者。儒家在经济治理上只有“三斧头”：一是“以农为本”，二是“轻徭薄赋”，三是“克己仁义”。遗憾的是，这三条在管仲那里都找不到。

在某种意义上，管仲是一个被“谋杀”的改革家。

但尽管如此，在儒家的典籍中，提到管仲，仍然需要对他表示尊敬，称其为“管子”，因为“至圣先师”孔子曾评价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如果没有管仲，华夏万民将沦为夷狄的俘虏，和夷狄一样的“被发左衽”了

林义哲追根溯源的重提“四民并列”的说法，正是要借孔圣人之言，堵士林悠悠之口

“现在这会子，他们想是在挑这折子的毛病，尽力驳斥了吧”恭亲王又喝了一碗女儿砌好的香茗，笑着说道。

“那咱们便接着，只怕他们挑不出来这折子的毛病”文祥也喝了一碗茶，颇为畅快的说道，“若是真能挑出来，我便也做一篇文章，给他顶回去”

“他林鲲宇若要当管仲，我倒是巴不得的他这篇文章，弄得我也有些手痒了，若真是弹章交至，我便也上折子，帮他顶着。”恭亲王望着窗外已变得墨蓝的天空中的一轮明月，沉声说道，“这一次机会难得，若是不帮他顶过去，以后这洋务，只怕便要半途而废了”

看到父亲眼中闪过的坚毅光芒，荣寿公主不由得很是讶异。

父亲多久，没有这么兴奋了

而此时此刻，正如恭亲王所说，在得知了林义哲上的折子的内容之后，一帮清流士子已经纷纷行动起来，在挑他折子的毛病，准备发动反击。

第四百四十一章“清流”又急了

翁同龢日记：

“廿五日1875年4月1日，忽雨忽晴，殊凄惨，卯正三刻齐集，入门则已立仗读文矣。随班跪叩，即出。饭后访徐兰士未晤。申初赴内阁政事堂会看海防复奏稿。昨日所拟，李兰荪以为不要，遂易此稿，其实亦空言耳。其大略言不必过事铺张，请放筹海大臣，购求火器，却未指明铁甲船；开煤铁，加盐厘，皆在不可行之中，然余并未指明。余曰借洋款一节，似未可议行，当时颇有和之者。李兰荪亦以为然，遂以借洋款归不可行。馀则不痛不痒，但言海防宜及早布置，筹饷则毫无措置也。划稿而出，真是儿戏。”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林义哲条陈，其摺有建海军、护华商、开地矿、修铁路、安电报诸项，于筹饷一项则倡言兴商业以开饷源，并议借洋款，其于摺内极言工商之重，称士农工商皆为国之柱石，犹椅之四腿并列，有缺损则颠仆。其论一出，闻者哗然。以其多引管子孔圣之言，太后似为所动，交朝臣会议，恭邸、醇邸、文相指其言为是，沈相、宝相、李兰荪尚书默无一言，礼邸、单地山尚书吏部尚书单懋谦、徐豫如侍郎徐桐极言其论之非，余亦欲辩之，然细审通篇，无处不为圣言，似难以驳诘。朝议多时，不能决，太后命内监取椅来，以锯将各椅腿分去一块，长短不一，置于殿上，曰：有能坐而不仆者，乃可禁林义哲之议。礼邸率先上坐，前仆于地，脸破出血；继单地山亦上前坐，跄于阶前，唇裂，落齿一枚；徐豫如上前继坐，亦前仆，倒栽于地，头破。由是再无上前坐者，林议遂定。不日将见明诏，心中不胜郁愤，是夜发病。”

定国是诏：

gu903();“数年以采，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师西法以自强，迩来诏书数下，如开矿业、造轮船、练新兵，创电报，修铁路，立水师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